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
──参与地方志整理、研究的经历和体会
金恩辉
（吉林省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021）
我在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后长期在图书馆工作，又爱好方志，认识到查找旧志离不开图书馆，新方志的编写也需要借鉴旧志。旧志大多收藏在图书馆中，方志工作者不大容易深入接触。我觉得，新志和旧志是互相联系而不能分割的。对于图书馆工作者来说，旧志怎么为新编方志做贡献，怎么为读者做贡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做贡献的目的是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这是时代对方志工作、也是对图书馆工作的要求。下面，我把自己多年整理、研究方志、编辑与利用方志的经历向大家汇报一下，并就有关问题谈一点体会。
1王重民教授使我喜爱上方志
首先，谈一谈自己是怎么喜爱上方志的。方志是比较枯燥的一种著作，一般很少有人像读小说那样，从头到尾认真地去读方志。研究者利用方志多为一时所需，去查找他需要的资料，目的达到后，不太可能再深入阅读。而且长期以来，高等院校都没有设立方志专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我喜欢上方志是很偶然的事情。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时，恩师王重民教授对我的方志知识做了启蒙。有一次他问及我的籍贯，我回答说是吉林人。他就向我谈了很多关于吉林的事情，如吉林市(原吉林省省会)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明清时的船厂、市郊的乌拉街等。我当时非常惊讶，问他为什么这么了解吉林省的历史?他笑着说，早在大学刚毕业时他曾受人委托，参加过吉林省《永吉县志》的编纂工作。我非常折服他学问的渊博，又想什么是地方志呢?那时，我对方志一点概念都没有。他建议我到大图书馆去看一看，我就去了。那部《永吉县志》共50卷，1931年铅印出版的，是吉林省现存的一部很系统、很完整的县志，规模、内容、字数仅次于《吉林通志》。这使我非常震惊，在当时政治气氛很紧张的情况下，初读王先生参编的这部《永吉县志》，似乎在心灵上找到了一丝安慰。这就使我产生了对方志的爱好。我觉得，这样一位老先生如此了解吉林省，我作为一个吉林人，怎么能不了解呢。家乡的地方志，可以使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从爱乡爱国开始喜爱上地方志，这是一个渊源。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从未间断地和方志打交道。
当时，图书馆学系的专业课程也比较枯燥，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闹专业思想，有人甚至说图书馆学不能算作一门学问。我问王先生，地方志算不算一门学问?王先生说，方志不是一门很独立的学科，它是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相结合、记载某一地区全貌的综合性文献，并为各个学科广泛地应用；方志是和任何学问都有联系、和任何科学都有关系的一种文献。我说，我学图书馆学专业，又是文学爱好者，这怎么能和方志联系起来呢?他说，这和方志都太有关系了。图书馆利用馆藏方志为读者、为科研服务，这是重要的本职工作；你爱好文艺，你可以带着文艺方面的问题，如各地历史上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生平与作品等问题，去查阅当地的地方志，这肯定会大有收获的。
王先生说，方志固然是中国的地方性文献，但其价值却不只对于中国，而是全世界都很重视的一种精神财富。他回忆自己一段经历说，收集、整理我国的古籍，其中包括地方志，日、美等国家很早就开始了。1934年，由于当时北平图书馆文献访求业务的需要，他和向达先生被派赴法、英、德、意等国搜集散藏于国外的中国文献。1939年，他又被派到美国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文库东方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书。当时朱士嘉先生也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朱先生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整理和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档案史料和地方志。经过几年的努力，朱先生终于完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的编制工作。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中国方志收集、整理的时间至少有100年以上了。美国历史不长，但是它能够如此重视中国方志文献的珍藏价值，就说明了方志的世界性。在朱士嘉先生编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的同时，王重民先生一本一本地阅读中国的善本书，并为每部书撰写提要，直到1947年离美返国，将稿本带回北平。王先生的稿本，曾由袁同礼博士校订后，在华盛顿以手抄本影印形式出版，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录》。后来他的夫人刘修业先生据王重民先生多年积累，经过整理、修订、增补，于八十年代后相继出版了《中国善本书提要》及其《补编》。王重民先生和朱士嘉先生当时为我国方志和古籍走向世界所做的工作，我认为是很大的贡献。现在重新看这个问题，就应当提到这么一个高度来认识。我们有了考古上的新发现，都要及时地向举世展示，使之走向世界，那么对地方志这宗遗产，也应当象考古、文物一样来对待。如新发现一种重要的方志，或在浩如烟海的方志中，找到了什么珍贵资料，发现了什么重要问题，应该像发现矿藏一样，宣传它、开发它、利用它。这种重新开发具有现实的世界性意义。
王先生这样现身说法、循循善诱地开导我，使我对中国地方志的价值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单纯的喜爱而下决心去钻研这门学问。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图书馆工作后，他还通过书信不断地指导我有关地方志整理与研究方面的问题。
2用二十年时间向王先生交上的几份答卷
王先生在北大将我引人了方志之门，以及大学毕业后他对我关于方志方面的指导，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点：其一，在图书馆无论做什么工作，有何种爱好，都不能忽视方志，有必要耐下心来去认真地读一部家乡的志书，从中体会，增加实感。其二，要熟悉本馆的方志馆藏，通过馆藏目录摸清家底，在弄清本省方志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由点到面，力争了解东北、乃至全国方志的状况，以便遇到有关问题能知道到哪部方志中查找线索。其三，写文学方面的文章，要考虑利用方志中的材料，这会增加对方志的热爱，提高打开方志宝库的技能。其四，地方志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料书，遇到问题，只要是涉及地方性的问题，包括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就应该去查阅方志。其五，站在观察世界的高度，以解决世界性问题的眼光，从方志中来寻找有关素材或线索。方志记载着我国某地某时发生之某事，有的本身即与其他国家、民族活动有关，固然具有世界性；即使其事与外国无直接关联，但将诸志中某一时期、某一专题如气象、地震、山川变迁、自然灾害等等的连续记载归纳、综合起来，与世界各地的相关变化参照比较，分析、研究，那么这些材料也有重要的价值。这也是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题旨中的应有之义。
1961年我被分配到吉林省图书馆业务辅导部工作。那时，馆内青年没有人愿意去整理古籍，我主动要求参加馆藏方志的整理工作。从1963年开始，我和两位老先生仿照北京图书馆的图书分类表，结合我馆实际，编制了吉林省图书馆地方志排列表，用三年左右时间将馆藏2000多种方志全部著录、上架，编定了《吉林省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在此期间，我选择了金毓黻先生编撰的《长春县志》，认真地阅读，还对馆藏方志中的吉林省部分做了重点研究，初步理清了吉林省方志发展的来龙去脉，撰写成《吉林省地方志考略》一文（发表于《文献》1979年第1期创刊号)。
1965年，我从馆藏未经整理的线装书中发现了一部稀有的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稿本。打牲乌拉系今吉林市乌拉街满族自治镇，在清代有很重要的地位。清廷入主中原以后，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直属内务府，总管为三品，负责给皇室进宝纳贡。该志是最后一任总管云生编修的，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年)。我认为这部志书非常重要，撰写了《谈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地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其后，又决定对该志进行整理，遂投入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标点、校释工作(与梁志忠先生合作)，直到1981年得以出版。
其实该衙门早就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4年，时任伪满洲国中央博物馆副馆长的日本人藤山一雄曾专程到乌拉街考察、拍照，编辑了《乌拉》一书。1964年，日本史学家川久保悌郎教授撰写过《对清朝人参采集制度的一种考察》一文，认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专为清王朝种人参的地方，是人参的采捕机构。我在整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过程中发现，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一个向皇室进贡多项物产的机构，而人参只是其中一小项。另外，滕山一雄《乌拉》一书中抄录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仓官碑文》差错很多。我为此写了《对日本学者有关吉林地方研究史料的订正》一文（发表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想使方志走向世界。后来，川久保悌郎教授专程到长春和我交换意见，肯定了我的研究，还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以及我对其研究的文章。
1682年，清代康熙皇帝玄烨东巡时曾在乌拉停留6天，我从《吉林通志》上摘录了玄烨描写乌拉的诗作，这里当时是清王朝修造船舰，训练水兵，以备战反击沙俄侵略的基地。我选就其中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一首诗，写了《玄烨<松花江放船歌>小笺》（发表于《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这篇文章曾被电台作为诗歌欣赏节目多次播放。
以上是我在王重民先生指导与影响下，在方志的学习、整理和研究方面打下基础的过程。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其间虽有“文革”十年干扰，但“文革”前积累了很多材料，我在“文革”后迅速地恢复了研究。也就是说，大体上用了20年时间，熟悉了馆藏方志，掌握了本省方志目录，精读过一部以上志书，从方志中选材写了一篇文艺评论，力求使方志研究与世界接轨。这也是我向王重民先生交上的几份答卷。
3编辑《中国地方志论丛》和《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
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市召开。分组讨论中，我有幸与顾廷龙、来新夏、于乃义等前辈学者编在目录学组，结识了很多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大家讨论的共同话题之一就是，约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的地方志，对各地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图书馆及有关收藏单位必须重视起来，积极整理，认真研究，以广为利用。这促使我下决心同各省的同行加强联系，共同协作，将方志的整理与研究不断地深入扩展下去。
1980年4月，在我担任主任的研究辅导部内成立了地方史志研究组。研究辅导部兼负责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我忝为学会的秘书长和学会会刊《图书馆学研究》杂志主编。地方史志研究组将组织、研究、编辑有关方志的论著作为工作任务之一，制定了《关于地方史志整理、编校、研究工作的规划》。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编辑《中国地方志论丛》。
这时，我有一次机会得以向傅振伦先生当面求教方志之学，因为王重民先生生前曾多次向我介绍和称赞傅先生在方志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傅先生认为，在我国修纂新地方志的热潮中，地方史志研究组的成立是一件对图书馆界和方志界两全其美的好事。他对《中国地方志论丛》的编纂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说其中“总论”一书选收的散见于报刊上的方志理论文章，应以1949年之后为主，这将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部方志研究论文集；关于“分论"一书，他特别称赞我们直接向各省约稿的做法，他说搞清楚我国方志遗产的状况，是一项由浅入深的、长期而持久的工作，单靠几人、几省之力难以奏效。只有分省考察，将各藏书单位方志整理者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使之系统化，编成著作予以出版，方能真实而系统地显现我国方志遗产的全貌。傅先生最后还叮嘱我，目前学术界正在蕴酿、筹建地方史志协会，他也参与了其事，希望我们的地方史志研究组主动去争取得到支持与指导。
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国地方志论丛》3册终于编成。上册为《中国地方志总论》，选收了有关方志基本理论问题的代表性文章近40篇；中册《中国地方志分论》，是各省整理方志的学者新撰的论文，执笔者大体上参照《吉林省地方志考略》的体例，筚路蓝缕，首开系统地考述各省方志遗产之先，其范围涵盖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下册为《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试图为进一步分省深入地整理、研究方志探索一下路径。
在编辑《中国地方志论丛》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得到吉林省人大常委会栗又文主任的指导和支持，栗老多次派秘书来我馆了解工作进程，并亲自为这三册书分别题写了书名，还要我们及时地向刚刚成立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汇报工作。1981年秋，我们派研究组主要成员王中明先生带着3册《中国地方志论丛》的清样专程赴京，向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汇报。由于这项工作抓得早，适应了各省方兴未艾的修志事业的形势，当即得到了协会董一博副会长和周雷副秘书长的肯定，并表示同意将《中国地方志论丛》列为《中国地方史志丛书》的第一辑，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名义联合出版。周雷先生在《中国地方史志通讯》上及时地发表了《中国地方志论丛》的内容简介和详细目录。董一博先生决定将《中国地方志论丛》作为协会委托主办的中南、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区编修地方志骨干学习班学员的参考书。还建议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名义将《中国地方志论丛》呈送给关心修志事业的胡乔木、梅益、习仲勋、朱穆之等领导同志以及分别赠送给协会的名誉会长、学术顾问、理事等。《中国地方志论丛》得到了领导和专家的好评。朱士嘉等先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对我们加以鼓励。在一年多时间里，3000套《中国地方志论丛》就因各级、各系统图书馆和省、市、县三级修志机构之需，所剩无几。
自从当面请教傅振伦先生以后，傅老关于方志整理、研究“是一项由浅入深的、长期而持久的工作”的话时时响在耳边，也使我们的地方史志研究组清醒地认识到，编辑《中国地方志论丛》仅仅是联系各省学者共同打开方志文献资源宝库的开始，我们绝不能浅尝辄止，而要继续保持与扩大同各省方志专家的紧密联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将我国方志遗产的整理、研究进一步深化与扩展。于是，我们在1982年5月决定编辑《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并立即付诸实施。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共32册。其中，《中国地方志论集》2册是在原《中国地方志总论》的基础上续编而成的，从我国1911～1983年间近百种报刊中收集、选辑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共60余篇，分新中国建国前后两册出版，作为“详论”的总论部分，书后附有1911～1983年间的《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分论部分共30分册，是在《中国地方志分论》的基础上，由原每省一文，重新撰著每省一分册。经各省的方志学者协商，推出《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各分册的主编，或由主编本人、或由主编负责组织力量，分工合作，对本省范围内的全部地方志逐书逐卷阅读、分析研究，再进行关于本省分册的撰稿。根据丛书编辑体例的要求，各分册的内容一般皆以该省现行行政区划及其辖下的地区、行署、省辖市(州、盟)为单位立题，有多少地区级建置，即写多少篇考评文章；大体上说，每省下辖的地区级方志，是以旧府志、州志、厅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未忽略对其下辖的县级方志(包括土司所志、山川、寺庙志乃至重要的乡镇志)的研究与介绍。每篇文章字数均从实际出发，材料丰富者多写，单薄者少写，力求用宏取精、爬梳抉剔，使这批科研成果在汇编成册后，在本地的方志宝库与读者利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起着一种信息媒介的作用。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是一项涉及面广、学术难度大、组织工作复杂、实施出版困难的系统工程，但却得到了全国同行们的积极响应。各分册的主编们真正地尽到了责任，他们或身体力行、全力以赴，或与同仁们鼎力合作，在争取将本省范围的方志阅读一遍的基础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抓住主要特点评介志书的价值。书稿完成后，皆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联合的名义陆续出版。这批著作的书名和主编(或编著者)是：《北京方志概述》(冯秉文)、《天津地方志考略》(魏东波)、《河北省方志概要》(于鸿儒)、《山西方志概述》(刘纬毅)、《内蒙古方志概考》(张守和)、《辽宁方志论略》(陈加、郭君、孙仁奎)、《寻根集方志论及吉林方志研究》(金恩辉)、《黑龙江方志简述》(方衍)、《上海地方志概述》(王启宇、罗友松)、《江苏方志考》(倪波)、《浙江方志概论》(林正秋)、《安徽方志考略》(刘尚恒)、《闽志谈概》（郭天沅）、《台湾方志论》(李秉乾)、《江西地方志概述》(漆身起)、《山东地方志纵横谈》(王桂云、鲁海)、《河南方志论丛》(张万钧)、《湖北省地方志考略》(徐孝宓、刘昌润)、《湖南方志论》(朱建亮、李龙如)、《广东方志概述》(李默)、《广西方志述评》(阳剑宏)、《四川方志考》(何金文)、《贵州地方志举要》(张新民)、《云南地方志考》(李硕)、《西藏志书述略》(何金文)、《陕西方志考》(高峰)、《甘肃方志述略》(周丕显)、《青海地方志书介绍》(陈超、刘玉清)、《宁夏方志述略》（高树榆）、《新疆地方志简介》(纪大椿)。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陆续向世之际，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在朱士嘉先生支持下，联合各省方志学者编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工作正紧张地进行。《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则与其配合，另辟蹊径，侧重各省及所辖地、县的方志历史发展状况的介绍和志书内容的分析、评价，将我国方志遗产作为一个系统对待，通过整体性和有序性的考评，使我国地方志文献资源构筑的大厦，其阶梯层次和全面联系的结构轮廓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全国百余位方志整理、研究人员集体智慧、心血与劳动的结晶，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以省级为单元，按省、市、县逐级考察我国方志遗产的科研成果。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有别，我们可以将这种对方志数量和质量并重的考察称之为系统分析与综合的方式，以这种方式来揭示方志文献的概貌，恰与此期间问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南开大学柯平教授于上世纪90年代发表题为《我国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图书馆》1993年第2期)一文，称《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可谓《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姊妹篇。”这种看法和评价也是与当时我国方志业务主管部门及老一辈方志专家、学者们的观点相一致的。
董一博先生1984年在病院里曾先后两次给我们来信，他说：“经你们设计和组织的这套丛书，十分急需。它不仅是一省一市、一事一时的问题，而是关系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志大业问题。”董老还亲自为《中国地方志详论》写下了“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志学、应用方志学和中国方志学发展史工作积累资料、创造条件” 的题词。朱士嘉先生1984年8月23日来信说，他深信“这部书一旦胜利完成，对于编修新志、整理旧志、提高方志学理论水平、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都有重要参考价值”。1986年1月，朱老又来信指出，该书“对于推动方兴未艾的修志事业的发展，为开创研究和编纂新方志的新局面，将起着明显的作用。”他欣然为《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写下了“提高理论水平，保证修志质量，创建新方志学，促进四化建设”的题词。傅振伦先生应邀为丛书撰写了序言，他说：“地方史志研究组的同志们，编辑了一套大型的综合性的地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对全国各省的地方志书分别进行综合性的考察与系统研究……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界和志林真是功德无量。我愿同好之士，人手一册，置诸座右，经常观览研究之。”1986年4月6日，80岁高龄的傅老，不顾右眼白内障手术后目力不佳的境况，为该丛书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贺信，其中有言：“窃愿追随诸君子之后，全力以赴，共成此千秋大业，以资保存科目繁赜的地方文献，古为今用，以提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传之万代，而推进我国各族人民爱国爱乡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共吉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王季平和刘云沼、江涛二位省领导共同担任了《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总顾问，王老还亲自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我国史志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对丛书寄予了无限厚爱，史念海、来新夏、张博泉、佟冬、罗继祖、吴枫、薛虹等先生慨然担任了丛书顾问。
各省的领导和著名专家、学者对各分册的方志考论也予以了高度重视，纷纷为之撰写序言或题写书名。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在《江苏方志考》序中写道：“江苏则以方志齐全见称于世，其数量达八百多种约一百余卷，确是一份珍贵遗产。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各地新志的编纂工作，另一方面要像倪波同志撰著《江苏方志考》那样，重视旧志的整理发掘工作，二者不能偏废。其目的是用以教育后代，并为振兴中华，建设两个文明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重要依据。”为其他各分册作序或题写书名者有卢嘉锡、陈雷、黄静波、林达人、黄寿琪、顾廷龙、施蜇存、周一良、武伯纶、安作璋、秦天真、魏桥、李半黎、郭仲选等先生，他们或是有关省的省领导，或是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对乡梓文献如此厚爱，对地方志这宗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如此重视，使《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的编委会同仁和近百位分册主编、撰稿者感到莫大的欣慰与鼓舞。大家都表示愿为中国地方志独立于世界文化典籍之林，继续团结协作，勤奋耕耘，以期做出新的成绩。
4《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编撰全国性的方志提要铺平了道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为地方史志研究组制定的工作规划中，就提出了以提要的方式去揭示我国全部地方志的宝藏，即编撰《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设想。但那将是工程浩大、比较遥远的事情。当时我国方志的“联合目录”尚在编制中，家底未摸清楚，以何为蓝图去为“总目”做提要?
我们为此曾以很大的敬意回顾和总结方志学大家朱士嘉先生的治学历程。朱先生毕生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去做一部最完备的全国性方志目录的工作。他早年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起草《中国地方志备征目》时，王重民先生即对此极为称许，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加以推荐与介绍；1935年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问世，但距方志规模全貌尚远；40年代赴美时仍于志目之学孜孜以求；50～60年代对“综录”的两次修订、增补；70～80年代全力支持北京天文台联合各地专家、学者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完成而毕其功于一役……他历经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才成功在即。朱先生治方志之学，给我们以两点启示：一是要坚定信心，以朱先生的不达目的、绝不休止的精神，去编撰《中国地方总目提要》；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编撰“总目提要”必须调动全国方志学者的积极性、走集体合作的道路，如是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令人欣喜的是，1985年1月，北京天文台主编(庄威风、朱士嘉、冯宝琳任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对我国190个藏书单位所藏8264种方志做了全面地考察，十分完备地著录了每种志书的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收藏等项，堪称为一部集中国地方志之大成的工具书，是对我国方志遗产全面的总结。著名历史文献学家、方志学家来新夏教授称该书为当时“所收最完备之地方志目录，使中国旧志宝藏得以昭示世界。”(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1999)》序言)来先生将此书的问世提到方志走向世界的高度来认识，是十分中肯而确切的。而该书出版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是，我国方志遗产的全部家底大体上搞清楚了，她为编撰《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在书目控制文献资源方面铺平了道路，促进我们将编撰“提要”的方案更快地实施，以朱先生及其他先行者的方志目录成果为线索，犹如在巨人的肩上再加一块砖，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总目”提要的目标。
我国方志界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对《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期望及其对我们的鞭策，成为我们撰写方志提要的动力。傅振伦先生曾几次过问过这一构想。他对书目提要的重视程度可谓一以贯之。他一直高度肯定王重民先生及其夫人刘修业先生编写、整理《中国善本书提要》的工作，亲自为该书撰写饱含深情的序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傅先生就认为“整理旧方志的方法”是“首次把每种志书编成篇目明细索引，再次则编为提要。”90年代，傅先生为《中国新方志目录》写序，还对新志提要深加关注，他深望“编辑中国新方志书录提要，仿前人目录学之成规，将方志书名、记述范围、编纂经过、体例得失、义例特点、学术价值、内容、珍贵资料与时人评述等项，一一叙入，如此则新志必将为用更宏。”
在此其间，还有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朱士嘉先生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编写告成前后，以年过古稀之高龄，曾筹划和倡议编制全国方志目录提要。来新夏教授回忆说：“单一目录确能有登记图籍、读书知津之作用，但并未进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境地，学者于此颇多致憾。已故方志界耆宿朱士嘉氏曾倡议编制一全国性的《地方志综合提要》，这不仅使读者知其书之所在，更能使人读其提要，得其概貌。揣度其意，似指旧志而言。”(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1999)》序言) 1980年5月，我省学会会刊《图书馆学研究》编辑、后调到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任《吉林省志》副总纂的王中明先生赴武汉朱老家中约稿，看到朱老当时正在做地方志提要；1985年，《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第一批出版6册，我们立即呈寄给朱老。朱老于1986年1月19日来信说：“春节期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出版，但在第349页，万历《江都县志》纂者陆弼误著录为陆君弼，已经《江苏方志考》第135页指出错误，这就是贡献。”6本书近百万的文字量，朱老居然抽出时间认真地读过，如此细心治学实在令人钦佩。朱老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与《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参照比较，使我认识到以该丛书为基础去编制《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设计，是切实可行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我至今以未得有机会于朱老在世时向他老人家当面求教而引为遗憾，但读到朱老在此信内的“特别向主编金恩辉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之言，深受感动。
朱先生和王先生、傅先生一样，对后学关切殷殷，寄予厚望，这更鞭策我们尽快地将“总目提要”由理想变为现实，使我国方志遗产的全貌以更新的面目展示于世界。
5海峡两岸学者通力合作，编撰、出版《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出版，老一辈方志学家的期待和呼吁，《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各分册的陆续问世，促进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工程的启动。我们于1987年末将“总目提要”组稿方案向各省发出后，在全国得到积极而热烈地响应。“总目提要”各省分主编和撰稿人多以“详论”丛书各分册主编和撰稿人为基础组成。因情况的变化，有些省分主编有所调整。上海、湖北、甘肃、陕西原分册主编王启宇、徐孝宓、周丕显、高峰先生因病或在此前后不幸病故，遂由许鸿新、吴武才、邵国秀、武复兴先生分别接任“总目提要”分主编；山西、福建、江西原分册主编主动请辞，分别由李裕民、郑宝谦、刘柏修先生任“总目提要”分主编；广东、云南、内蒙、湖南、山东新充实黄俊贵、李孝友、忒莫勒、邹华享和王复兴、陈冬生先生，分别与这五省(自治区)原分册主编共同担任“总目提要”分主编。
“总目提要”各省分主编中，有来自高校、科研单位的学者，有省级公共图书馆馆长，有在图书馆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上述人员约各占三分之一。他们都是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图书馆管理和古籍整理工作中，带领大家去完成任务的。他们大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文科毕业生，已在各自的专业学术领域内做出了不凡的业绩，但共同开启祖国方志宝库的美好愿望将大家联系在一起，他们勤奋刻苦治学，不畏艰难地去在茫茫志海中撷取每颗闪闪发光的骊珠，其中许多感人的往事，至今仍令我无限怀念。
何金文先生，60年代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长期在四川省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组稿“总目提要”时，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还处于筹建阶段，四川馆一时也搭不上编撰班子，我专程赴成都求教，何金文先生充分体谅我们的难处，毅然地表示，他可独自承担此两部分的撰稿。他说，自己对方志情有独钟，历年读志书记下大量札记、笔记，也多属提要性质，在写《四川方志考》、《西藏志书述略》时，因侧重地区沿革和方志历史发展脉络，故只选取了所掌握材料的一部分。如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提供的线索，对照省馆等方志馆藏，补全、核对，重撰条目，这些工作虽然繁难，却也可以完成。此后，他在给我的信中不无幽默地说：“以‘详论’为基础编撰‘提要’乃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由华返朴之举。川、藏两省(撰稿)进展神速，水到渠成来日可待，希吾兄放心可也。”令我万分痛惜的是，毕生钻研方志之学的金文先生交上这两部分书稿后不久，即长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虽然未来得及亲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出版，他长年治学方志付出的心血和劳动却凝固在这部精品、巨著中，他的名字将同祖国的方志宝库一道永放光彩。甘肃省图书馆周丕显先生，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与我同系，是我的学长，80 年代即已成为成绩斐然的敦煌文献学专家。当我就《详论》丛书甘肃分册向他约稿时，他正负责馆内古籍整理，又兼职兰州大学敦煌文献课程，工作极其繁忙。但他二话未说，如期著成《甘肃方志述略》一书。当我约稿“总目提要”甘肃部分时，周丕显学长因身体状况难以再任，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邵国秀先生刚刚就任甘肃省图书馆副馆长，于此业务千头万绪之际，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挑起了“总目提要”甘肃部分主编的重担。在“总目提要”各省分主编中，有14位是我在北大的同系学长、同窗或学弟，他们多在各大图书馆担任要职，工作百忙，但对方志提要的编撰却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人人做到“挂帅又出征”，并团结诸同仁，刻苦地阅读志书，相互切磋，众志成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当年王重民教授在北大图书馆学系的课堂上，对同学们虽然未能专授方志之学，但王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操，献身于古籍、方志研究的敬业精神，经由他的言传身教和学术成就，以师生衣钵相传的关系，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我们，影响了我们。如果恩师王重民先生和师母刘修业先生果有在天之灵，那么今天在天国里，他们能够亲眼看到在《中国善本书提要》及其《补编》旁边，在他们好友朱士嘉先生、傅振伦先生的方志学成果旁边，又将有他的众多弟子们参与其事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一书呈献于面前，则足以笑对和宽慰了。
编撰、出版“总目提要”伊始，就有两个问题有待于落实。一是编撰者中尚无我国台湾省的同行参与，而台湾不仅藏有内地的一些稀见方志，且本省方志收藏也很丰富，台湾方志是《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有机组成部份，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二是原本考虑将“总目提要”列入计划的出版社，不同意按已撰成的词目样条作审稿依据，他们提出必须通读、研究该书全部书稿后，再决定是否出版。这势必拖延时间、旷日持久，甚至使此书难以问世。各省陆续交来词条，并与总编组不断汇总、审改，往返交互进行了四个年头，我们越发感到这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了。
1992年，我们通过内地赴台探亲的朋友和中国图书馆学会丘东江副秘书长同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系主任胡述兆教授有了联系。胡先生是一位饮誉海内外、著述等身的图书馆学家，曾先后任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中华图书资讯学教育学会理事长。上世纪50年代初，他于台湾大学毕业后，师从国学耆宿王云五先生，攻读博士学位；60～70年代赴美留学，凡20年；1976年曾用近一年时间考察、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并写出论文《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之发展》，此文至今仍被认为有重要参考意义。胡先生是继王重民、朱士嘉等人之后，同样重视中华文化典藉在美国乃至在世界上的价值与影响的一位学者，他迅速地做出决定，与内地学者通力合作，海峡两岸共同编撰、出版《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由于双方都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共识和诚意，都有意尽一份义务，承担一份责任，使几年来困扰着我们的两个问题一朝得以解决。
2003年，当《总目提要》问世7年之后，胡先生在《我的学思行胡述兆教授回忆录》(台北册府出版社)一书中，饱含深情地、全面而真实地记述了与我们交往合作的这段经历。他回忆说：“199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有位自长春来台湾探亲的刘锋先生，突然到我办公室过访，说东北有一批专家，正在编写《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希望与台湾的学者合作，共同完成此一文化工程，并留下了金恩辉先生的联络地址和电话。在此以前，丘东江先生也曾提及此事，但没有这次具体。我对中国方志素有兴趣，在我美国的博士论文中，专门有一节讨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方志，并曾用英文写了一篇《Chinese Fangchih，Fsungshu and Rar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在中央研究院《美国研究》上发表。现在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写了一封简函，向金先生索取相关资料。经过双方数度函件往来，觉得有些事情非当面商谈不可，乃决定亲自跑一趟长春。”
“1992年9月22日，我自上海飞长春(卢荷生教授原定与我同行，临时有事没有去)，见到了金恩辉馆长和编辑小组成员曹殿举、陈久仁、张国治、王中明、王永胜等几位先生。当日下午即在我下榻的东北师范大学招待所，与他们会谈，并对一些相关事项进行了解，包括此一提要的编辑缘起，编辑方针，编辑体例，各省市主编、副主编、编委、撰稿人组建的情况，全书目前的进度等，他们都作了具体的回答。由于这项文化工程已进行了数年，有些提要的初稿已经完成，我检视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词条，提出了几项个人的意见，特别强调应避免意识型态的词语，及伤害台湾读者感情的描述。最后我就台湾方面可承担的责任及可提供的经费，向他们说明，并征询其意见。因大家均有合作的诚意，很快就达成协议，双方对此结果，均感到满意。”双方协议中商定：《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由吉林省图书馆馆长金恩辉教授担任首席主编，我为共同主编。实际撰稿工作都在大陆进行，并担负打字排版任务，其余工作则由我负责完成。”
胡述兆先生在回忆录中还对《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价值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进行了客观地叙述。他说：“《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于1996年在台湾出版问世，全书共有8577条目，都600万字，分装三巨册。这是200多位学者专家，经过八年努力，共同完成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也是海峡两岸合作的一项具体成果。此一提要系对中国省、府、州、厅、县、乡志的存佚、收藏、版本、作者、内容、价值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同时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每一志为一条目，每一条目的字数自400字至800字不等，平均为700字，堪称我国地方志自目录性总结发展到考评性新阶段的重要指标。特别值得一提者，是在附录中由辅仁大学前文学院院长卢荷生教授所编的《台湾现藏<本提要>未收方志书名目录》及《台湾现藏<本提要>所收方志书名目录》，对将来辑编中国地方志总录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这套提要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博士说：‘这部《提要》被视为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又一部大部头的提要性工具书。不夸大地说，这部《提要》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而言，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功德与盛举’。”台湾大学郑吉雄教授在《中国方志学的跨世纪展望》一文中说：“方志目录方面，金恩辉、胡述兆合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三巨册承继了朱士嘉所开创的方志目录学传统，其著作亦甚具参考价值。”此语恰切地点中了《联合目录》与《总目提要》两者的关系与学缘。
继《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即旧志提要)之后，因受到来新夏教授的鼓励，胡述兆先生又约我合作编撰、出版新志提要，他回忆说：“这部(旧志)《提要》所包含者，以1948年以前的中国方志为限，对1949年以后全国各地的新编方志未能列入，总觉得是件憾事。于是我又与金恩辉教授商量，请他仿照前例，再组织一支编纂队伍，对1949年至1999年之间的新编方志，撰写提要，并仍由汉美图书公司在台湾印行。适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于看到此书后，也在一处序文中加以鼓励：‘设二君更能就新编志书数千种撰写《新志总目提要》，则于方志界将有气吞包举之势，我将为此而馨香祷祝焉’，堪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增强了我们早日完成此一志业的决心。经过50多位专家学者3年的努力，一部300多万字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1999)》(即学术界所称的《新志》)，终于2002年在台湾出版问世。这部《新志》包含20世纪下半叶的五十年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县级市、自治县、旗、区)三级志书，共3402种，附录中并有台湾严鼎忠君所编的《新编台湾方志目录(19452000)》及《新编大陆方志目录》。”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内地自上世纪70年代末掀起盛世修志热潮，至世纪之末，正值首轮修志工作收尾阶段，各省、市、县三级志书及各类专业志书于此前后大批问世，故我们所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1999)》只反映了全国新志的部分成果。新志《总目提要》的蓝图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的《中国新编地方志目录》，该目录收录新方志出版时间范围是70年代末至1999年9月(北京至10月份)，收新志目录3612种。新志提要的撰稿人主要是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的十余位先生，他们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新志，做到亲见其书、亲撰提要，而成词条初稿，其中孟繁裕、徐蓉津两位先生出力甚多；而上海、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许鸿新、王中明、柳成栋、孙德昌诸先生，各于本省、市新志词条也有贡献；在提供总目组汇总编纂过程中，吉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刘维英、政协长春市文史委主任徐春范两位先生作为常务副主编付出了巨大的智慧、心血与劳动，功不可没。来新夏教授为本书撰写序言，还与王振鹄先生(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湾“中央图书馆”前馆长)共同担任本书总顾问，表达了海峡两岸老一代学者对我们的一致鼓励。总之，新志提要全仰来新夏教授的倡导、胡述兆教授的诚意和督办以及上述各方面学者的鼎力合作，协同作战，我虽忝列主编之一，只起了一个担纲引线作用。
6方志目录和提要的继续发展与利用
我国全国性的方志目录和方志提要在上世纪80～90年代问世，只能说初步地摸清了中国方志宝藏的家底，大体上完成了中国地方志的目录性的和考评性的总结。但这远非问题的结束。使用现成的工具书作为打开方志宝库的钥匙，从经济建设、科学研究角度，多方面地开发和发现志书中有珍贵价值的资料，还任重而道远。方志界、图书馆界和学术各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是沟通信息渠道，使科研人员充分而及时地利用新出版的方志工具书。我曾从网上读到一篇题为《论尹士<台湾志略>的史料价值以社会经济史为例》的文章，作者引用尹志中的丰富材料，探讨了清代雍、乾时期台湾民“番”、人口、田赋、税则租粟、盐政等社会问题。此文颇有新意，内容很好，也说明尹志确有较高价值。唯对发现尹志的报导却有失所据。《泉州晚报》2003年1月18日刊发了一则《<台湾志略>存世孤本在大陆发现》的报导，称《台湾志略》“问世后不到20年就散佚湮没，再也不见踪影，在后世学人心中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此书在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及台湾‘中央图书馆’编《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中均未记载”，直到作者撰文前才“十分幸运找到了这部尘封湮没达250载之久的存世孤本。”事实上，1985年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1996年版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这两部工具书对尹纂《台湾志略》均有记录，收藏单位都是国家(北京)图书馆。如果研究台湾史的学者，能读到《联合目录》或《总目提要》，则此成果或许会提前二十年、十年写成吧?在当前学术界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有的单位只凭一馆所藏就断定某志有无，或只凭《综录》，而不知有《联合目录》，只查《联合目录》而不知有《总目提要》，总之不以新出版的方志工具书为起点去治学，难免走弯路，甚至误了宝贵的时间。我国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有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人。”可见，沟通信息渠道，使科研人员能充分地利用新出版的方志工具书，是图书馆、方志界、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是倡议各省、市、自治区编辑方志的书目解题性、详论考评性著作。上世纪80年代初，吉林省图书馆曾对收集比较齐全的本省方志资源进行过一项总体性的整理、考评与揭示。我馆曹殿举、陈久仁先生领导社会科学参考部工作人员，联合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师范学院(现北华大学)两校古籍研究所的傅朗云、李澍田等先生，对馆藏本省方志进行不厌其烦、不厌其琐地阅读和研究，在考察地域沿革和方志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为每一部志书撰写了书目解题，其中对修纂者生平、志书修纂过程、篇目及内容、志书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版本和收藏单位等考评尤详。后这批成果由曹殿举先生主编，汇编成专著《吉林方志大全》，1989年7月于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方志大全》在编著过程中，曾供《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吉林分册和《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吉林省》条目撰写时参考，之所以单独出版而未列入《详论》丛书之一，是因其篇幅太长。该书收旧志142种，每志一文，文长者达一、二万字，平均每文也在5000字以上，共95万余字。吉林是方志资源的小省，还不到全国方志总数的百分之二，一些县志出现较晚，多体单例孤，无法与中原、南方方志大省丰富的内容相比。当时如果按《吉林方志大全》的体例和规模去各省组稿，《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就得有几千万字、甚至上亿字的文字量，不仅出版困难，一些省的成稿时间，也不是三、五年，而是二、三十年，乃至更长。《大全》作为一部书目解题性、考评性的专著，要求尽可能详尽地揭示方志内容；《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吉林省》的条目，则是按照方志工具书的编撰体例，对每篇考评文章加以简缩，力求用凝炼的语言概括地揭示方志的主要项目。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使用价值。这种关系与联系恰如《四库全书总目》之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近年来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学者在已有的方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将研究方志目录的工作发展，向着编著比《详论》丛书各分册更充实、更完备的书目解题著作的目标努力。这方面的专著，我所了解到的就有忒莫勒撰《建国前内蒙古方志考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新民编著《贵州地方志考稿》(比利时国立根特大学汉学中心，1992年用中文出版)等十余种，此皆为方志书目解题著作之雏型；其中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市志办副主任姚金祥先生主编)的《上海方志提要》较为完备，该志系统地收集了上海地区从南宋绍熙年间至2004年底新旧方志1261种，并一一为之做了提要、解题。
近日我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分馆馆刊第6卷第1期上读到旅美学者、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贵图书部门主管沈津先生所写《其始也简，其毕也巨介绍<台湾文献书目解题>》一文，从中得知该分馆所编《台湾文献书目解题》业已出版，其中第一种即为吴文星、高志彬先生主编的方志类，收台湾历代自一统志以下各级直至镇、街、乡士志书共292种，对每志“所述不避其细”，“是内容更为详细、资料更丰富的名符其实的解题”，有的介绍长达七、八千字。我虽未能亲阅其书，但依沈文所述该书似与《吉林方志大全》属于同类性质著作，皆系秉承《四库全书总目》解题传统之要旨，而与《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大型的全国性的方志工具书相得益彰，各以其特色与功能服务和方便广大读者利用，助益于志坛与学林。我认为，对方志遗产的总结与揭示，不能停止在《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那一阶段粗线条勾勒式的考评，必须向深层次发展，故倡议和呼吁各省、市、自治区方志界、学术界和有关图书馆的学者，团结合作，继续努力，争取都能编辑出一部关于本省方志的书目解题性和详论考评性著作。
三是《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旧志提要)的补充与修订问题。《总目提要》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标准和范围共收录方志8577种，比《联合目录》的8264种多出313种，在撰写每一条目时，《联合目录》著录中的某些差误也得到了纠正，因之《总目提要》同时也具备了最新的全国性的方志目录的功能。但是，如同《联合目录》一样，《总目提要》还只是接近于而不能说是我国方志全部的实际数量，《总目提要》比《联合目录》多出313种，并非《联合目录》加上313种等于《总目提要》种数这种简单的加减关系，因为《总目提要》的每一条目皆以撰者亲阅其志为原则，故《联合目录》著录的志书，因未经亲阅也不列人《总目提要》条目，如个别稀见方志，《联合目录》虽已著录，因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而国内未见其书就不立其目，反之，《联合目录》没有著录的方志，而为《总目提要》编撰时亲见，则必立其目。可见，仅这313种之差距，就有增加我国方志总数的空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有新发现的志书问世，有人说我国方志遗产总数不会少于9000种，可能还是保守的估计。《总目提要》对纂修者、版本等项著录，尤其于志书评价及志书中重要资料价值的概括，在一些条目中出现差误或失当所在难免。我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方志界的有心人平时能将新发现的方志或志书中的重要材料随时披露于报刊，并记载、保存、积累起来，以便在适当时机，条件成熟，集中而形成《总目提要》的补充与修订本。
7我的希望与建议
新中国的方志事业，成绩令世界瞩目，目前正处在第一轮修志工作基本结束，第二轮修志工作全面铺开的重要阶段。与此同步，对旧志的整理与研究、开发与利用也应继续阔步走向世界。
时代发展变化了，再去动员大量人力，编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这种大型著作也不太现实了。我认为，就整体而言，旧志宝库已经发展到全面开发和利用阶段。这种开发与利用方兴未艾，要走向世界，必须大力地开发。如何开发呢?应该象宣传文物发现、考古发掘那样，宣传新发现的方志和利用旧志中重要材料而取得的成果，这就是一种开发。
我想起了刘修业先生前研究《西游记》及其作者吴承恩时的情景。上世纪20～30年代，鲁迅、胡适等人曾根据明代天启《淮安府志》等书的记载，明确吴承恩是淮安人。刘修业先生依该志卷十九“艺文淮安文目”吴承恩条目下所记吴著有《射阳集》、《春秋列传》等书的线索，广辑史料、多方考证，又反复与有关方志中的材料相参照，陆续地撰成《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交游考》、《吴承恩诗文集序跋辑录》、《吴承恩诗文事迹辑录》等，直到后来著成《吴承恩传》这样重要著作。至今仍有人赞许刘先生说：“研究吴承恩的工作虽然起自鲁迅、胡适等人，但做得最细最有成效的，当首推刘修业先生。”根据方志证明吴承恩是淮安人，又根据方志提供的线索，查阅、研究资料，取得科学成果，这就是对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宣传，这会吸引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利用方志、开发方志资源。在方志资源开发利用这个问题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各图书馆应该像发现矿藏那样，通过一个专门的刊物披露开发利用方志资源的消息，让社会公众知道有什么事，又在地方志中发现了等等。
我还希望有更多的方志资料专题性类编问世。如历史上许多爱国爱乡并誓死保卫祖国的人物事迹，彰显各种人物身上中华传统美德的故事等等，都可以选择其中精华部分编撰成书，作为对青年一代进行文明教育和乡土文化教育的参考。还要继续编纂《中国方志人物传记索引》。现在已经做出很多成果了，朱士嘉先生就编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辽、吉、黑三省图书馆分工合编的《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早已经出版。东北三省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条目达90807人，全国有方志8000多种，东北三省的省、地、县三级志书仅300余种，按此比例估算，全国方志中有传记的人物少说也有200多万人。古往今来如此众多的人物，有名、有姓、有出身、有履历、有主要事迹，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非常有必要进行开发。这对世界也是很大的贡献。
最后我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办公室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为图书馆的地方志立法。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总则规定，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文献资料及有价值的图书资料应作为文物来管理。我认为地方志是历代典籍中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论其是否为善本、珍本书，皆应按文物法实行分级保护。如有丢失，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办公室应从专业领导的角度，要求各级图书馆将馆藏方志登记注册单独上报，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发现一部就注册一部，如有减少就追究原因。《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著录的方志，有些在编撰《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时就因佚失而未能收入，两书时距才几年时间，根据这种情况估计，现在比《总目提要》问世时，旧志的损失可能有一个百分点。
二是建议继承历代修一统志的传统，编纂《中华全志》。我认为现在时机业已成熟。内地首轮修志已出版了6000多部新志，台湾60年间也编撰多种新志。这都是编纂《中华全志》的基础。2004年通过了《反国家分裂法》，这部法律是以今天预示明天，对国家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中华全志》则是以今天回顾昨天，自古以来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同胞有责任在新世纪之初．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在联合编撰、出版《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一个中国这一根本原则的共识与确认。随着两岸经济、文化等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三通朝着直接、双向、全面的方向积极地进行，更多台湾同胞来内地参加寻根祭祖活动，两岸同胞增进相互理解，感情更加密切，一部《中华全志》会成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共同的心声。我认为此事应该由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为发起单位，来全面推动，以期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