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徽州文献整理 促进徽学研究深入

　　鲁燕　 薛贞芳

　　(安徽大学图书馆 安徽合肥 230039)

　　

　　[摘 要] 徽州文献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地方文献。徽学，是继藏学、敦煌学之后的第三大地方显学。本文概述了徽州文献的整理现状，提出了“加快徽州文献整理，促进徽学研究深入”的设想和思考。

　　[关键词] 徽州 徽州文献 徽学　

　　

　　　 徽州，乃指历史上皖南地区徽州属下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婺源一府六县，历来有“文献之邦、文物之海“的美誉。

　　1 徽州文献概说

　　关于“徽州文献”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它是历史上的徽州时期，出现在徽州社会的，反映徽州自然与社会的著述、文书、方志和谱牒的总和。它包括与徽州社会（包括小徽州和大徽州）和徽州自然、人文等相关的所有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①]具体地说，时间上一般界定在北宋宣和三年（1121）至1987年徽州地区撤区改名黄山市止。内容上是指反映徽州自然与社会的作品，作者可以是徽州籍人，也可以是在徽州任职或居住过的外籍人士。就地域而言，徽州本地的作者与寄籍在外的徽商、官宦人士都应该包含在内。

　　徽州文献主要有文书文献和典籍文献两大类。

　　1.1 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被发现，在50年代至60年代被国内数十家收藏机构大量收藏。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港台的一些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也有收藏。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存世的徽州文书总数至少有30万件，种类不少于300种，主要有土地关系和财产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宗族文书、官府文书、教育和科举文书、文化和艺术文书、会社文书、社会关系文书九类。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弥足珍贵。学术界将之视为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四大发现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五大发现。[②]

　　1.2 徽州典籍。徽州典籍主要是指徽州家谱、徽人著述、徽州方志等文献。

　　1.2.１徽州家谱。作为最具典型性的宗法社会区域，徽州社会历来聚族而居，家谱的修撰历代相传，蔚为大观。目前见存于国内外收藏机构的徽州家谱估计有1000余种，其中一些大部头的统宗谱只有徽州地区才有，非常珍稀。

　　１.2.２徽人著述。徽州历史上号称“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历来文风昌盛，学者众多。徽人著述目前尚无确切数字，有学者初步统计有4000余种之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2.3 徽州方志。徽州历史上共编纂府志20种。其中宋罗愿《新安志》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徽州志书。明弘治中汪舜民的《徽州府志》，嘉庆四十一年（1562）汪尚宁的《徽州府志》，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赵吉士的《徽州府志》都是比较好的本子。除府志外，徽州还修过县志46种，山水志9种。一些著姓望族也仿照府县志书编纂宗族志和乡镇志，如光绪七年（1881）歙县《善和乡志》、乾隆二十四年（1759）歙县《沙溪集略》、雍正元年（1723）休宁《孚潭志》和雍正十二年（1735）歙县《岩镇志草》等。

　　综上所述，徽州文献因其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高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座资料宝库。迄今已有若干学者发掘利用，如徽商研究，国内学者最早从事徽商研究的是傅衣凌先生，早在1947年他就发表了《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日本学者藤井宏于1953年发表了《新安商人的研究》影响颇大，藤氏对《太函集》中徽商资料的大量引用引起了学界的相当关注。1984年张海鹏、王廷元整理出版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其后，徽商研究逐步深入，至2004年已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学者们利用家谱和文书进行徽州宗族研究成果也很显著，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国内最早的一本徽学专著）和他发表的系列论文都熟练地运用了有关资料。唐力行、赵华富等近年对宗族的研究也颇有影响。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课题组在整理徽州文书的同时，结合徽州文书对宗族社会、土地制度以及徽州文书本身都进行了发掘研究。此外，学者们在教育、文化艺术等诸方面也都有研究。然而，徽学研究的态势并不平衡，有的领域硕果累累，有的还是空白；对徽州文献这一资料宝库的发掘利用也不能尽如人意，如资料收藏分散，国内有几十家，国外的几大州，有的还收藏在私人手中，学者寻觅困难，笔者就接待过韩国、日本和国内各地的学者到安徽查找资料。又如徽州文献数量庞大，徽学研究初入门者难寻门径，爬梳困难，这也是笔者接待咨询时常常碰到的难题。再如有的徽州文献还存留在民间，有的手写本乃是孤本，随时有外流和绝灭的危险。

　　2 徽州文献整理情况

　　学术研究向来资料先行。关于徽州文献的整理工作有的学者作了大量工作，已出版的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王廷元主编，黄山书社1984年）；《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王钰欣、周绍泉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严桂夫主编，黄山书社1996年）；《徽州文书类目》（王钰欣，黄山书社2000年）；《黄山市博物馆藏家谱提要》（《徽州社会科学》1996-1997年连载），除了上述汇编式、目录式、提要式整理，还有一种整理是将学术资料整理后加以注释评论，形成专著出版，如《〈窦山公家议〉校注》（周绍泉、王亚光编著，黄山书社1993年）；《明代黄册研究》（栾成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王振忠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陈志超编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目前正在大力进行徽州文献的整理，由朱万曙、胡益民主编的“徽州资料辑刊”，目前已陆续出版：《太函集》、《新安文献志》、《紫阳书院志》、《新安名族志》、《新安学系录》、《清代徽人年谱合刊》、《茗洲吴氏家典》等。

　　笔者认为，目前徽学研究越来越热，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各级领导又非常重视，因此，除了科研机构之外，高校和地方图书馆也应抓住这一机遇，申请科研课题，争取有关经费，利用自身文献资源和人力资源加快徽州地方文献的整理。在这一方面，安徽大学图书馆做了以下一些工作。①编制了《徽学研究论著索引》（1907—2004），约18万字，正在进行数据库制作。②根据该索引搜集复印了《徽学研究论文汇编》，一千余万字。③编制了关于近代徽州名人胡适、陶行知的《胡适研究论著索引》（1901—2004）、《胡适研究论文汇编》（一千余万字）、《陶行知研究论著索引》。④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清代徽人年谱合刊》（薛贞芳主编，黄山书社2006年），该书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大学图书馆等多家收藏机构搜集了多种孤本、稿本和钞本，书后还附有《谱主研究论著索引》和《徽人年谱著录》，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我们的整理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热烈欢迎，《徽学研究论文汇编》还被美国、荷兰、瑞士、日本、香港的图书馆和个人收藏，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就徽学研究的需要而言，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大规模、成系统地对徽州文献中有关徽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还处在刚起步的阶段。笔者设想可以加快以下整理工作：①徽州文书约有30万件，可以陆续整理出版。②出版徽州家谱丛刊。③徽州方志中的山水志、乡镇志、宗族志按丛书出版。④整理出一套多卷本的《徽人名人碑传集》。⑤编纂一部高质量的《徽人文集分类篇目索引》。⑥整理出版一批学术价值高的徽人著述。如此种种，不甚成熟，祈望方家指正。

　　3 促进徽学研究的深入

　　根据笔者编制的《徽学研究论著索引》分析，徽学研究目前已出版专著126部；发表论文5000多篇，其中“徽商研究”512篇，“徽州农村社会与土地制度”334篇，“文化艺术与其他”1094篇，“徽州人物”3253篇。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徽商、徽州土地关系、徽州文书、徽州宗族的研究目前均已形成气候，有代表性的专家和论著。笔者认为，徽州学术史、徽州文化史、徽州宗族等研究尚可以进一步深入。以徽州学术史而言，徽州乃“程朱阙里”，被视为“道学渊源”之所在，朱熹的思想自元以降被钦定为正统。程朱理学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同时，朱熹在家乡所开创的“新安理学”影响深远，理学名儒代不乏人，学者名贤比肩接踵，自朱熹以后，程大昌、吴儆、汪华、程若庸、胡方平、胡一桂、胡炳文、陈栎、倪士毅、汪克宽、赵访、郑玉、朱升等人为其中的代表人物。至清代学风转变，考据学盛行，以戴震为领军人物的徽派朴学影响甚大。在“新安理学”和“徽派朴学”两大学派之外，“儒风独盛”的徽州，擅文章之誉者亦大有人在，如汪藻、胡仔、程敏政、汪道昆、郑恒等。治史、治经的专才各怀经纶、各有专著，杰出超群者屡见不鲜。其中朱熹。戴震、胡适不仅是徽州，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三座丰碑。因此，我们将徽人年谱、徽州名人碑传集、徽人著述等整理出版，可以大大方便有志于徽州学术史研究的学者，免除他们的奔波爬梳之苦。对于学术功力深厚的专家来说，他们利用这些资料，既可以进行个体研究，亦可以撰写如“徽州学术史”这样的力作，填充徽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再如，徽州宗族研究，可挖掘的内容还很多，每一姓、每一村、每一座祠堂、每一部家谱，也许都有新的发现，宗族文书、宗族文献和大量族谱的整理，必将使徽州宗族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总之，加快徽州文献的整理，促进徽学研究的深入，使徽学进一步成为令人注目的显学，也是我们图书馆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