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湖南省邵阳县(今邵东县)人,1906年5月出生于邵阳县范家山镇一农民家庭。1922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学生时代起,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的政治斗争。孙中山逝世时,与湖南省学联主席田波扬合写一挽联：“英雄能造时势时势能造英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表达了其矢志救国的抱负。1925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第四军左冀宣传队第四队队长、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调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政治部工作,任学生兵团指导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坚定不移,“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11月底,他奉命参与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12月11日起义爆发,率部参加战斗。次日奉命与叶镛一道指挥起义部队撤离广州,在花县与徐向前率领的工人赤卫队汇合,他任党代表。随后,与师长叶镛率部进入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工农武装汇合。为搞好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建设和发展海陆丰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在他的领导下,从师部到连队形成了政治思想工作网,油印出版了《红军生活报》。红四师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1928年2月底,国民党重兵进犯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红四师与敌奋战失利后,他和彭湃转到了上海。1929年春,中共中央派他往湘鄂赣苏区,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常委兼红五军政治部主任。

    1930年红三军团成立,他任前委常委、政治部主任。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克长沙,立即派人接管《国民日报》社,编印《红军日报》,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为反对军阀混战告民众书》等,还亲自撰写了《怎样巩固湖南苏维埃政权》和《扩大红军》的社论,争取了广大群众对红军的支持,在很短时间内,红军扩充了8000余人。他还发挥擅长言辞、巧于对策的才能,接见各方代表,答记者问,组织筹措军饷,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军团长彭德怀满意地对他说:“我们红三军团就靠你这张嘴皮子要吃要穿。”8月,他兼任红八军政委。1933年春任红军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随红三军团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主要战役战斗。他针对红三军团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学习政治理论,整肃部队纪律,从而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红三军团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我们军团之所以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因为有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是有杰出的军事家彭德怀,二是有出色的政治家袁国平。”

     1934年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调中央军委工作。到达陕北后,先后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庆阳步校政委等职。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0月,他奉命到江西南昌协助叶挺等筹建新四军。1938年1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宣传部长、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常委。他和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一度对国民党反共政策认识不足,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他表示坚决拥护,并将传达情况报告中央。他组织编写了《新四军工作十讲》,选编了《苏联红军政治工作辑要》等教材；协助叶挺、项英领导新四军进行建军、统战和向敌后展开；两次主持召开新四军政治工作会议,起草、颁发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头发扬红军政治工作传统,将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之中,成立文艺宣传队,亲自为《新四军军歌》作词,大振军威。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奉命向北转移,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突围后被叛徒杀害。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谈判被扣。战场的指挥重担落在他的身上,临危不惧,指挥新四军血战七昼夜。1月12日突围中不幸多处中弹,第二天由战士轮番背着他继续突围。他担心危及战士,乘人不备,自杀身亡,时年35岁。

                                                  选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