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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
湖南省长沙人,1924年10月2日出生。青少年时期,由于社会战乱和家境清贫,经受颠沛流离生活的艰苦磨练,养成了自立自强的倔强性格。1948年清华大学物4理系本科毕业,继续攻读研究生,师从由英国回来的彭桓武先生研究“氟化氢分子的一个量子力学计算”,决心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1950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了在核物理学、核反应堆、核武器等有关原子能学科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
50年代曾去苏联进行科研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副所长、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所长、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核学会理事、中国核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物理学报》主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他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研究,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设计定型及其它一系列科学试验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作了理论计算并纠正了苏联专家设计的临界大小数据错误。近年来,在氢分子激发态的相互作用及强激光场中的原子离化过程、浸润相变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上述科研项目中取得了一批十分重大的成果,得到国内外核物理学界的高度评价。他作为主要负责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教学理论问题"成果,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领衔完成的“中子和称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豫弛过程”成果,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由于他在理论物理研究中的突出成就,1996年荣获何梁何利奖励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在中国发展原子弹氢弹尖端技术的进程中飞他的奋斗和贡献是巨大的。50年代后期,他在原子能研究所理论室带领一个课题组钻研各种类型的反应堆,为核武器研制铺路搭桥。60年代初,他又率“轻核理论小组”在核武器研究所集中全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开始了氢弹的预研工作。他们从基本原理出发,从各个角度思考,研究在有核反应条件下中子和热辐射输运时,由轻核材料组成的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的流变力学运动,以及系统中产生热核聚变反应的条件,进行分析和数值计算。由于身兼原子弹“状态方程”的研究设计和氢弹的预研两方面的工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在超负荷状态下进行。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时候,他患上了腰痛、胃溃疡、高血压等病症。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其中更有他的一份功劳。“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科学研究,完成了某种型号氢弹的设计工作,并将设计方案提交军工生产部门付诸实施,同时进一步突破氢弹的理论研究。虽然下放到河南省劳动,他始终没有忘却一个科学家的重任。1980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以后,致力于科技人才的培养,指导了许多学有所长的硕士、博士,为中国的核事业输送新生力量。他著有或与人合著《核反应核动力学基础》、《输运理论》、《表面浸润的浸润相变》等著作,发表了《关于中国重水堆的临界大小和反应性问题》、《关于重水反应堆的若干物理问题》等120多篇论文,在核能研究领域中有独到见解。还出版了《黄祖洽文集》,其中《核反应核动力学基础》一书获1983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选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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