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

     湖南省武冈县人。民国3年（1914）启蒙于私塾。民国7年（1918）入族祠高等小学。民国8年（1919）以优异成绩考入寥泊中学。

    民国9年（1920）7月,刘毅然离家,出走长沙,考入湖南第一师范。

     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刘寿祺受毛、泽东、李达、熊瑾玎、李维汉等大批进步青年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民国]2年（1923）。刘与几名老师和同学发起成立“文学研究社”,创办《文学周刊》,定期发行。长沙《大公报》社赞称此刊是“湖南新文学的先锋旗帜”。被纳为该报的副刊,曾出刊39期,后因内容进步,被迫停办。接着又与--些同学组织“儿童文学研究会”,在长沙《通俗报》副刊上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与评论文章。在此期间,刘寿祺还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武冈学友会”,创办《武冈同乡会刊》,刘任编辑,接着改为“思思工学社”,隐寓以宣传马克思、恩格斯（斯与思谐音）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为创社的宗旨。该社创办的“思思学校”和“思思工厂”。后来成为在武冈县内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

    民国14年（1925）,刘寿祺从第一师范毕业后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变革旧制度的斗争。民国16年（1927）,刘积极支持家乡武冈县兴起的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赴安源,营救避难至此而被捕在押的武冈县农民运动领袖刘德良出狱。在长沙私立晨光大学任教时,教育学生深入社会。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醴陵乡村师范工作时。不为因支持当地农民运动而被地主武装团防局软禁的手段所慑服,写出长达一万三千余字的《教育与政治》一文,抨击当时政治的腐败,揭露旧教育的弊端。民国20年（1931）,刘寿祺在长沙私立民范女子职业中学任教导主任。竭力宣传妇女解放, 帮助毕业学生办起5个缝纫社。刘寿祺在国文教学中,大胆革除陈旧民教材内容,选增秋瑾、黄兴等民主革命先烈的事绩、诗词等新内容,教育影响学生。“九·一八”事变后,刘寿祺带领学生上街宣传抗日,抵制日货。

    民国24年（1935）,刘寿祺任湖南省教育厅直辖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主任,创建30多所短期学校。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利用实验区警特监视松懈的长沙市郊的大托铺、白若铺一带为活动据点,以流动书箱的形式,把一批进步书刊,分送教师阅读。还在;其创办的《乡教月刊》上发表《教育不能离开民族生存而存在》、《抗战是教育的前提》等6篇文章,利用教育阵地大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民国27年（1938）春,刘寿祺任教育厅民众训练指导处干事。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利用国民党政府职员的公开身份,掩护了不少进步青年s为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许多有关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在《湖南教育》等刊物上发表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在邵阳协助吕振羽创办培养抗日干部的塘田讲学院$组织"孩子剧团"进行抗日募捐公演,支持、帮助国立第十一中学学生的请愿活动,出生入死,传达党的指示。频繁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教育厅当局的怀疑。民国31年（1942）秋,刘寿祺离开省教育厅.回武冈县城创办湖南省私立延光中学,次年春主持首届招生和开学工作。

    不久,刘寿祺去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秘书。他遵照红岩村中共办事处的指示,在中央大学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先以同乡名义与学生建立联系,逐步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和马克思著作。刘寿祺又利用随后考入中央大学学习的陶蒲生,团结和组织进步学生,进行串联发动,开展抗日宣传。刘寿祺还经常参加学生学术团体“明社”的讨论.把学生从单纯的抗日救国热忱引向为争取政治民主而斗争,在中央大学校园里点燃了民主运动的烈火。民国33年(1944) 11月刘寿祺调中央教育部,任专员督学,继续保持和中央大学进步青年的联系。民国35年(1946)1月25日,刘寿祺组织和指挥了以中大为主的重庆大专院校师生万余人举行的欢迎政协、反对独裁的大规模游行集会。

    民国35年（1946）5月6日,刘寿祺随教育部迁回南京,兼任湖南省工委与南京中共中央办事处和上海南方局的联络工作。在梅园中共中央办事处,董必武会见了刘寿祺.董老揭露了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指示其与敌人进行斗争的策略。交给他在南京解放时协助接管教育部的任务.民国38年（1949）7月,南京地下党组织撤离,刘寿祺回到长沙,投入湖南和平解放的斗争。刘筹资租房,在长沙北门外油铺衔,以办补习学校为掩护,建立市内党的地下联络点,后又四方奔走,广泛联系国民党军政要人,协助组织“进步军人促进社”,策动省工商会理事长等头面人物,发起成立“湖南人民促进会”,动员工商界人士,对程潜的和平起义提供经济援助,三次召开中学校长时事座谈会,号召教职员工声援和平解放湖南。民国38年(1949)5月,刘寿祺到邵阳进行“策反”工作,委托吴步程在武冈、洞口等地,发动进步教师向实、萧雨施,成立新民主主义研究会,先后吸收会员26人,在洞口、竹筒据等地,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革命形势。同时。对国民党地方军警编制、武器配备及桥梁、渡口、武器仓库和粮食仓库的分布等情况进行了调查,为解放武冈、洞口等地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刘寿祺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具体主持了全省教育事业的接管工作。1949年冬,全省农村进行减租退押.不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教师被传唤回乡,教师队伍发生动荡,教学秩序紊乱,刘寿祺及时向省委汇报.扭转了这一严重局面。1950年初。刘寿祺对当时教师地位低、生活待遇差以及社会上普遍出现轻视教育的现象极为重视,在《湖南教育》上,连续发表《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国家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必须尊重与爱护人民的小掌教师》等文章.并向省委做了请示汇报,及时煞住了各地侵占校舍、侮辱教师的歪风。刘寿祺为了广泛地团结教育工作者,先后发起组织了省教联、省教育工会等群众团体,创办“湖南教育社”与“科学通讯社”,出版《湖南教育》等多种杂志,

    1955年,刘寿祺在北京马列主义学院3年学习期满回省后,担任湖南师范学院的主要领导工作。他坚持师范的正确办学方向,系科设置与中学课程对口,建院初设中文、数学和历史等7系,1958年前后又增设外语、政教、地理3系。刘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来跪不久,立即提请组织,解放了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打击的解毓才等8名教授.纠正了一些人的错案。为了充实师资力量,不断从省内外选聘优秀教师,选派一些教师去国内外重点大学深造。他十分重视教育学、教学法等课程的教学,以及对学生进行热爱教育事业的思想教育。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寿祺成为全省教育界的“重点革命”对象,被永远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被抄家十多次,关押近6年。但丝毫没有动摇其对党的坚强信念。

    粉碎“四人帮”后,76岁高龄的刘寿祺。又回到省教育厅,垦未“平反”,又元职务,但不怕风险,主动承担编写教育学的艰巨任务。从全省师范院校抽调9名教师组成编写班子,自己赴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初稿写成后,刘病倒了住进医院,眼睛看不见,就让入念读稿子,躺在病床上逐字逐句地口述修改意见。25万余字的教育学初稿,在卧床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修改成试用稿。试用稿经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会审议后,又经;其认真修改。1980年7月,文化革命后全国第一部《教育学》正式面世。

    刘寿祺1985年离休,定为副省级干部。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刘寿祺从事社会科学62周年、教育工作60周年纪念会纱,省党政军领导出席了会议.高度评价了刘寿祺对湖南省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热情赞扬了他孜孜不倦、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刘寿祺并不以此为满足,每天仍然工作10余个小时,撰写革命回忆录。已正式出版4篇。1990年12月15日因病逝世,熊清泉、陈邦柱等党政军领导和各界人士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并献了花圈。

                                                      选自《洞口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