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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
湖南省祁阳县人,1904年3月15日出生于祁阳县一个贫苦人家。1920年入湘军当兵。1926年1月投身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一师,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7月22日参加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28日即由连队党代表罗立、连长李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十三大队长。率部跟随李灿、何长工挺进鄂东,开创了鄂东革命根据地。1930年6月成立红三军团,任红八军四师一团团长、师党委委员和一团党委书记。7月率部参加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战斗。1930年10月调红八军四师经理处任处长,从此毕生奋战在人民军队的后勤战线上。
1930年12月至1934年秋,先后任红三军团军需处处长、六师供给部部长、红三军团供给部部长。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当时条件极为艰苦,后勤供给工作非常困难,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带队深入自区筹粮筹款,确保了红三军团的后勤供给。同时逐步规范、完善红军的供给制度和财经纪律。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他大胆使用国民党军队的军需人员充实红军的供给队伍,建立旬报表、月报表制度,启用复式凭证,废除司务长一个人说了算的做账方式,规范了红军的供给制度。长征路上,供给工作更加艰难。他肩负着红三军团的供给重任,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组织供给。爬雪山,过草地,天寒地冻,部队体力消耗巨大,不得不一路走一路甩包袱,最后只剩下军团的账本和维系全军团生活的一担银元。他把这些东西得看比生命还重,让挑担的战士不离自己身边,道路难走时就把银元担子放在自己的红鬃马背上驮着走。就这样,艰难地支撑了长征途中红三军团的供给。
1937年7月,任八路军前方总部供给部部长。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他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深入武汉、上海、广东、香港等地,广募钱物,购买药品、医疗和军工设备,通过西安办事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根据地。他根据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调整供给标准,制定出一系列统一合理的供给标准,实行统筹统支,合理地使用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他组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办军需工厂,生产各种被装和军需品,不断满足部队需要。他精心组织八路军总部创办了4个被服厂及鞋厂、纺织皮革厂、干粮厂、油厂和染纺厂等。在最困难的1940年,仍完成了各种军需生产任务,较好地保障了部队的供应,有效地挫败了敌人的经济封锁。1940年8月百团大战开战后,他根据作战动用的兵力多,流动性大的特点,创造性地把粮食加工成饼干、炒面和其它便于携带的干粮,大大增加了部队灵活机动的作战能力。百团大战后,他创办了八路军供给学校,培养后勤人才。从1940年至1945年,任八路军野战供给部部长兼供给学校校长。先后办班十几期,培训学员近千人,充实了八路军后勤队伍。他十分重视八路军供给工作的规范化,自1939年开始,先后制定了《统一全师供给标准》、《连队供给工作条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供给处暂行工作条例》、《各级供给机关、审计处、连队经济协助委员会、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还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八路军供给、边区财经、货币、斗争、粮食调剂及军队筹款等问题。这些规章制度和会议文件指导和规范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审查厅厅长、中央军委后勤部驻南线司令部副司令员兼邯郸办事处主任、华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指挥潞城、涉县、馆陶等3个兵站,负责淮海战役的后勤供给工作,受到刘伯承的赞扬。在渡江战役中,他根据不仅要胜利渡江,而且要扩大战果、挺进江南、长途追击等特点,要求后勤工作人员做好充分准备,保证部队挺进到哪里,供给就提供到哪里。
1948年12月,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不安心后勤工作,周恩来说:"老同志要带好头,首先是二杨(杨立三和杨至诚),二周(周玉成和周文龙),责无旁贷,你们不搞后勤谁搞啊!”这是对他和其他同志在军队后勤战线所做工作的肯定。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彭德怀亲自点将,他到朝鲜前线负责后勤工作,安排在志愿军后方指挥所。他把分给自己居住的小楼作为临时后方指挥所,随时听取汇报,布置任务,夜以继日地工作,建立起了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1960年1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负责军工生产。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秋,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从领导岗位上主动退下来。1971年12月9日在西安病逝,终年68岁。
选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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