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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
湖南省平江县人,1912年1月23日出生于平江县献钟井头屋一个雇工家庭。由于家境贫苦,只上了两年小学。12岁起外出做工。1928年3月参加了平江农军攻打县城的战斗,任长寿街赤色雇工委员会委员长兼宣传委员、长寿区工会委员长。1930年5月,加入共青团,任支部书记,8月参加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政治部秘书处秘书、青年部长,积极开展部队的青年工作,组建了军团“火线剧社”,创办了《火线报》,写歌曲、搞宣传。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驿前战斗中,右腿中弹负伤。长征途中,参加了抢渡湘江、攻打娄山关、四渡赤水等战斗;后又随四方面军南下两过雪山草地,先后任入康先遣工作团主任、甘孜工委书记、四方面军宣传部部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协助刘伯承做喇嘛和藏族群众工作,为部队筹集了急需的粮食、羊毛、帐篷等物资。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在刘伯承师长率领下,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参加打击日军的战斗。1938年4月,日军集中3万多人分九路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大规模围攻。在武乡长乐村伏击日军作战中,战士们英勇顽强,多次击退数倍于己的日军的反扑,但八路军的伤亡也不断增加。邓小平政委亲自指定由他负责,把所有伤员安全送回后方。他在激战中将几百名伤员安全救护下来,受到邓小平的表扬。4月21日,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奉命率部组成“路东纵队”,到冀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他任东纵政委,与纵队司令员陈再道一同率领部队多次击退日军的“扫荡”和围攻,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路行动。在严酷的形势面前,他积极开展瓦解敌伪军的斗争,逐步把伪政权改变成秘密抗日政权。1942年10月,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他的右大腿被日军机枪子弹打断了,还同敌人拚搏,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正色回答:“我就是八路军,是专打日本鬼子的!”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抢出来。八路军在日军把他押解转移的路上设伏,经过激战,终于将他抢救出来。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曾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那个劫法场出来的,成了跛子。”
1943年10月,赴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4年任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军事报道处处长。1945年任冀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7年9月,任第十纵队政委,南下开辟桐柏根据地,任桐柏区党委书记和桐柏军区政委。1949年初,任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陈庚司令员一道率部队参加渡江战役,直到解放南昌、广州。
1949年11月,任军委情报部部长。1952年任总政宣传部部长。大力开展文化学习和部队教育,创办了百余所文化速成中学,促进军队文化教育的发展。1957年9月,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分工负责军队理论教育和宣传文化工作,组织创办了多种文艺刊物,建立了体育工作队,通过调查研究,树立了雷锋、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等先进典型,成为全军乃至全国的学习榜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叶剑英、萧华指定他为军队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站在风尖浪口,他坚持重要事情请示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根据“军队不能乱”这个根本原则,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关于军队参加文化革命的规定,因而为林彪、江青一伙所不容。1967年1月4日,江青、康生给他扣上“军队反动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关押长达7年。1974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他才解放出来,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1975年6月任昆明军区政委。邓小平指示他,到昆明军区工作,首先要把军队自己的工作搞好,不能搞资产阶级派性。他认真贯彻邓小平的指示,经过整顿,使军区各级机关、部队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1979年2月,与杨得志一起,出色地指挥了云南方面自卫还击作战。1983年6月,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委。
他是人民军队重要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退出领导岗位后,担任《八路军史》、《红一方面军史》、《第二野战军战史》、《红三军团战史》、《平江县志》的编委和顾问,为党史、军史和县志的研究编写做了大量工作。
选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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