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龙
(1896-196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湖南省桑植县人,原名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从小饱受饥寒之苦,因而埋下了仇视豪强、反抗压迫的种子。14岁加入骡马帮行走湘鄂川黔山区。1914年秋,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党。1917年底,凭两把菜刀夺下几条枪,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两把菜刀闹革命”传为美谈。此后,历任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团长,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团长、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四川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漳州镇守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他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参加了讨袁、护法、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共关系破裂,他开始认清国内形势,政治上倾向共产党。8月1日,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不顾被敌人通缉的危险,毅然放弃去苏联学习,向中央提出到湘鄂边重新组织武装斗争的建议,拟定了《湘鄂西暴动计划》。1928年4月2日,与周逸群领导了桑植起义；7月,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任书记,并正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次年,率红四军占领鹤峰,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鹤峰县委及农民协会、农民自卫武装,建立了湘鄂西第一个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率红四军在鄂西公安与红六军胜利会师,成立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任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次年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任军长。这期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影响,革命根据地几度建立,几度丧失,他对中央派到湘鄂西任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的错误指挥和“肃反”进行过抵制,但由于某些原因,却不能在错误路线统治下起到改变错误的作用。到1934年初,红三军内许多师、团干部被杀,部队实力大为减弱,红三军濒临绝境。10月,与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在贵州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他任军团长,11月又任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委员、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主席。他指挥了陈家河战役、桃子溪战役、忠堡战役、板栗园战役,粉碎了20多万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牵制进攻中央红军的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5年11月与任弼时率部队从桑植出发长征,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受到毛泽东称赞。1936年7月,率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任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他对张国焘的拉拢予以坚决拒绝,并同其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进行坚决斗争。10月,率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O师师长、师军政委员会书记,率部东渡黄河,深入敌后抗日。在洛川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正式参加了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历任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与关向应一起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击顽固派的“挑衅”、“摩擦”,率部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巩固了冀中、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回到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挑起了统一领导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战略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重担,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练兵运动,击退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同年,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评价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指挥绥远战役、晋北战役,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区工作,支援西北解放战争。1949年5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对西北第一大城市进行接管建政和组织恢复经济,为西北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任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1950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歼敌胡宗南数十万大军于成都平原。7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指挥进军西藏,为解放和建设西藏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主席；196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文革”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1969年蒙冤逝世,终年73岁。

    他对革命坚定不移,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苦斗争,成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文革”中被囚禁西山时,他曾说过：“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

    在革命战争中,他多次受命于危难之际,独挡一面,力撑大局,指挥作战,多谋善断,机智灵活,长征中的几次战略战术的运用,被后人誉为“神来之笔”。抗日战争时期的齐会战斗,他不幸中毒负伤,仍率部冒烈火毒焰,冲锋杀敌,受到嘉奖。有诗赞曰:“体国公忠似赵云,坚强活泼更超群。云龙气概难比拟,李牧廉颇两将军。”他以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军队建设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人民革命战争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

    建国后,他历任党政军要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对国防工业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8年里,为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以战争年代开辟一个战略区、统帅一个方面军的胆略和才干,大刀阔斧地创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培养出一批具有优良的思想作风和过硬的技术本领的运动员,夺得了一批冠军,实现了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他壮心不已,大声疾呼:“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他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工作实践,为中国跻身体育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愧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他坚贞不屈,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品德和本色。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对党忠诚,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1974年9月,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发出25号文件,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但并不彻底。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江泽民在《贺龙传》出版发行座谈会上指出:“贺龙同志德高望重,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榜样。我们现在缅怀他的不朽业绩,学习他的高风亮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震说:“贺龙元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卓越的军事才能,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怀,崇高的道德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他坚贞不屈,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品德和本色。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对党忠诚,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1974年9月,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发出25号文件,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但并不彻底。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江泽民在《贺龙传》出版发行座谈会上指出:“贺龙同志德高望重,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榜样。我们现在缅怀他的不朽业绩,学习他的高风亮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震说：“贺龙元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卓越的军事才能,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怀,崇高的道德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选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