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湖南省醴陵县(今株洲县)人,1899年2月5日生。1917年投笔从戎,后就学于广西南宁讲武堂和广东西江讲武堂,受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影响投身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期间,曾任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协助国民革命军代总参谋长白崇禧指挥作战,因其才华出众,韬略过人,深得上级的信任。其时,与共产党人有所交往。

    大革命失败后,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34年1月回国后,任国民政府军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专事往来各地进行反蒋抗日的政治活动,并应程潜之约与桂系斡旋,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实现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国民党中坚决主战的抗日派人物,先后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厅长、次长等职。1938年3月,他赴前线协助李宗仁部署徐州会战,与日军大战台儿庄,歼敌2万人,第一次从正面战场给敌人以重创,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此后,又参与指导武汉保卫战,毙伤日军5万以上,炸沉敌舰上百艘,击毁敌机近百架。1938年10月从武汉撤退到衡山,出席了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升任军令部次长,继续参与对日作战的策划和指导,直至日军投降。在南岳会议期间与周恩来的长谈,使他获益甚多,后来对友人说:“衡山一席访,胜读十年书”。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内战政策非常不满,从1945年秋起便多次辞职,均未获准。1948年6月何应钦取代白崇禧任国防部长,白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他因与白关系密切,便以“对日作战是内行,对内作战是外行”作托辞,于12月辞去参谋次长之职,只挂一个最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空衔回到长沙,开始致力于结束内战、共商和谈的和平事业。他利用与桂系白崇禧的特殊关系,积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出谋划策,排困解惑,深得程潜器重。为促成程潜在湖南起义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帮助程潜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计调陈明仁,帮助程潜掌握兵权;二是授计程潜金蝉脱壳去邵阳,随即又回长沙起义。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推李宗仁出来过渡,提出和平谈判,他被指派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成员之一。4月1日,赴北平与中共代表团协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协定上签字时,他愤慨至极,决定留在北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他从北平秘密抵达香港,继续开展促进国内和平和脱离蒋政权运动,联合贺耀祖等44名国民党知名人士,于8月13日举行港澳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公开同国民党政府决裂,当时被称为“香港起义”。程潜在湖南起义后,他们公开发表《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国民党全体将士效法程潜、陈明仁将军的义举,弃暗投明。9月21日至30日,他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全国解放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和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是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其著作有《现代工兵论》、《现代国防概论》、《现代国防常识》、《论突击战与闪电战》、《敌我战略战术研究》等。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他在逝世前还口述了《叶老颂》一文,奉劝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进行和谈。1983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乌兰夫称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

                                                  选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