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国抗日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抗战准备的同时，还为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自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后，党的组织有了明显的扩大。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受到初步批判，全党对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也有新的发展。对党内矛盾的解决，改变了过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虽然还没有使用“治病救人”这样的语言，但实际上已采取这种方针来团结犯过严重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继续让这些同志参加中央和各级的领导工作。
中共中央特别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复杂环境中，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毛泽东大力进行理论研究工作，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在1936年底至1937年夏，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①等重要论著，并就其内容在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了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战争形式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长期反复。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依据这些特点，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作战上，当强大的敌人进攻时，一般应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并不失时机，连续再战；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力求打歼灭战；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等。
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科学上来，明确指出，军事家必须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战胜当前的敌人。战争的胜败既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又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泽东还强调研究和掌握特殊的战争规律的重要性。他指出，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毛泽东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的论述，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这是一部通过军事科学的论述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面，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实践论》根据人类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事实，系统地阐明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标准。《实践论》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却有相同之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矛盾论》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毛泽东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矛盾论》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后，着重研究和阐述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对具体事物不作艰苦的认真的调查研究，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把一般真理变成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摔跤。
《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这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斗争中，集中全党智慧，发展了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问题；进一步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系统地论述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等等。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重要的成果。
党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党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党员已发展到4万多人。
党的各方面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并牢牢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抗战胜利为人民的胜利，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在这十年期间，党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第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顽强战斗，终于使革命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第二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从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并在西安事变、特别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战争的高潮。两次历史性的转变表明，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同这样强大的敌人斗争不可能一举成功。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同时也表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有智慧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包括来自党内的右的和“左”的错误的干扰，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在这十年期间，各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国民党当局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对各根据地发动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军事“围剿”，并对各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人民群众克服困难，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红军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他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成果。他们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到红军中去，其中许多人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中央根据地瑞金县24万人口中，就有4.9万人参加革命，3.1万人参加长征，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就有1万余人。兴国县23万人口中，参加红军的有8.5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有1.2万余人。寻邬县只有8万人口，有2.5万人参加红军，留下姓名的烈士有7700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斩尽杀绝的有近千户。当各路红军长征后，原南方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承受着亲人离别的极大悲痛，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继续给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援。各根据地人民群众为中国革命作出的无私奉献和重大贡献，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革命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但也有着深刻的教训。历史经验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依靠群众，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解决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初步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等。这样，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就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写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党的许多决议，又使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展开。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
【注释】
①《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讲授哲学问题的两篇讲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来在1951年经过修改和补充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452-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