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等等。
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要求他“不打折扣”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严正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同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让步又是有原则的：第一，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第二，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
这个电文发表以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赞成共产党的建议，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反对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这次全会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还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应蒋介石在1937年1月间发出的邀请，派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从同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多次谈判。在2月、3月的西安和杭州谈判中，周恩来等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为基本指导原则，主要围绕着国共合作问题、红军改编问题、陕甘宁边区的地位问题、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的中共军队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商谈。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他的真实目的，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反复强调：为了真正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朱德仍继续任总指挥；陕甘宁行政区保持完整，不容分割；国共合作须先确定共同纲领；立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等国民党军队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送还被俘人员，等等。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大转变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5月2日至14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组织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博古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报告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必须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些口号所规定的具体目标时，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必须正确建立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必须发展共产党的队伍，保持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等。
报告最后指出，在党内，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争取更多的群众，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要警惕右倾错误在新的形势下复活，以免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在结论中，毛泽东批评了否认国民党转变的“左”的错误。
为了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结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关于干部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提出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标准。他要求党的干部“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而应当“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并指出：“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关于党内民主和维护党的团结问题，他提出要“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强调“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
这次会议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着力引导全党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思考和分析过去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方针、策略和任务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为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5月17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阐明了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他指出，这种转变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的变动和新的任务，需要改变党和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另一方面，因为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后一种改变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报告还阐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转变等问题。
由于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还不能摆脱以往“左”的思想的影响，以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白区工作的评价、工作转变和策略方针等问题上，中心问题是党对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是不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6月1日至4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对白区工作的路线、方针问题。毛泽东在6月3日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的个别问题上。刘少奇对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的关系方面，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在毛泽东发言后，张闻天在会议的结论报告中也指出：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6月6日，张闻天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中，按照中央的精神，从总的方面肯定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关门主义，并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6月10日，即白区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的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个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的工作。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以后，党积极开展了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各项工作。
针对国民党计划于1937年11月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国人民说明，国民党政府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和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呼吁全国各界联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政治制度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取消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规定；主张民主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废除圈定和指定代表的办法；提出大会的任务不应限于通过宪法，而应扩大到讨论和制定抗日救亡的方针等。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无理起诉的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中国共产党将以上主张直接向国民党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得到许多党派和广大进步青年的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一批又一批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到陕甘宁边区或延安参观学习。1937年5月3日，冯玉祥发表实行中苏联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公民自由、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6月，上海市民4000多人上书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山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也同共产党进一步联系，表示愿意共同救亡。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在6月6日到达延安，表示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愿合作抗日。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也取得明显进展。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派出由涂思宗、萧致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他们考察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中央考察团表示愿将延安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6月上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庐山谈判。蒋介石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不予置理，而建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主张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由他担任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该会主席的职务。他甚至还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的无理要求。但与此同时，他又对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可根据以前申明，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宣言；南京政府在这一宣言发表后，即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三个师的番号，委任师长，三个师的人数定为4.5万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官长由共产党推择国民党人担任，副官长由边区自己推举，可由林伯渠担任，边区的事由边区政府自己办理；国民大会的240名指定代表名额中，可指定共产党代表，对其他各党派，由国民党尽量选定；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等等。周恩来坚决拒绝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和国民党人任边区政府正官长等要求。对于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他表示须请示中共中央。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虽然仍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活动、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但是，上述承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示，毕竟是有利于实现全国抗战的。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
为了做好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还特别重视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各地党组织都注意扩大和发展军队。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有所加强。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边区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地区，共20余县，200万人。这个地区虽然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政治上民主团结，生气勃勃，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在边区政府率领下切实地进行，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区。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445-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