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策略思想
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为适应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193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共河北省委为基础，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规定在指导整个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时用北方局名义，指导河北省辖区内党的工作时用河北省委名义。
瓦窑堡会议后，为实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加强对地处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斗争的领导，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其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大胆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既是为加强北方局工作，也是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政治策略转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1936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抵达天津。他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阐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强调要转变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明确提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此，要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少奇自1936年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撰写30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阐明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的策略思想。
1936年4月，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深刻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革命斗争中的种种表现，指出其在党内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源以及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认为：如果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阻碍党和革命事业的前进。
同月，刘少奇根据新的形势，总结过去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述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策略任务，不是脱离群众，实行冒险的进攻，而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第二，要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第三，在强调利用合法斗争方式时，“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对于党已经掌握的黄色工会，亦不应该立即将它转变为赤色工会。“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为赤色工会”。第四，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
刘少奇在北方局期间，除陆续发表一些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文章，用以指导华北党组织的工作外，还经常与张闻天书信往来，探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策略。1936年7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张闻天，汇报北方局的工作，并派人携带信件回保安（今志丹县）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张闻天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北方局创造的“新经验”非常重视，并对汇报信中提出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同时用中央书记处指示信（即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和洛甫致胡服（刘少奇）个人信件两种方式给予答复和具体指导。
在实际斗争中，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积极纠正过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给以正确的指导。例如，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党团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举行“抬棺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这次行动，使许多原来没有暴露身份的学生干部被捕，北京大学学生会被勒令停止活动，进步力量遭受严重打击。刘少奇得知此事后，于4月5日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严肃地批评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动，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方式，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这封信对纠正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起了很大作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努力做好这件事情的善后工作，很快消除了学校当局和部分教授与学生对立的情绪，打破了学生的“孤军苦斗状态”。根据刘少奇关于必须正确对待学校当局、名流学者，实行“师生合作，一致救亡”的指示，各校学生提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学生会为此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在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下，华北各级党组织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开展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和促进统一战线的活动。平津学联开展对华北军政当局的工作，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并指派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去讲时事、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运动教练等。北平学联发出《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诚恳地希望宋哲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合作抗日。同时，学生们还与留驻华北的东北军进行座谈、联欢等活动。
刘少奇以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使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了清楚的划分及适当的配合，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群众之中，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积蓄了革命力量。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在干部和群众条件方面为后来华北的抗日战争做了准备。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对北方局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信中指出：“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刘少奇到北方局后，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他首先对北方局进行组织调整，把支持正确路线、熟悉北方党组织情况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及彭真等调到北方局工作。同时，根据中央指示改组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并将北方局与河北省委从组织机构到人员分别设立。改组之后，河北省委只领导河北省辖区内各级党的组织。
接着，刘少奇对河北省委所属的党的地方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1936年四五月间，北平市委进行改组，李葆华任书记。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纠正对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结论，任命李铁夫为天津市委书记。在中共京东特委的帮助下，1936年夏秋间，唐山市工作委员会建立，9月改归河北省委领导。在此期间，北方局还派出人员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帮助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领导机构。
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还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建立广州市委和香港工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早在1935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就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潘汉年、陈云先后辗转到达上海后，因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难以立足，遂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同赴苏联。为了同经历几次大破坏以后存留下来的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上半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并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同时了解上海各系统党组织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准备。
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史沫特莱等，向他们了解情况；又找到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传达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开始重建党的组织。潘汉年到达上海后，开展当地党的工作是其重要任务之一。1936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年底，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党的组织。
1935年夏，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重建。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临时省委先后派人到陕北向中央请示工作。从此，陕西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受中央直接领导。随后，云南、广西及福建厦门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或恢复。
这一时期，有的地区虽未恢复和重建省、市一级党的组织，但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自发地或在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的特委、中心县委或党的支部，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领导干部。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1936年4月，北方局决定，要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将这个决定上报中央。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设法从北平的国民党监狱中，将长期坚持斗争的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营救出狱。这些干部被派往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领导革命斗争，从而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逐步恢复的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明显进展。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少奇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指示必须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继续工作。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宋哲元。中共中央派张经武为代表，负责同宋哲元联系。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即派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活动，在第二十九军的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
8月，薄一波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后，即按照刘少奇的意见，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达山西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月，刘少奇和北方局听取薄一波关于山西情况的汇报后，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赴山西，与薄一波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到太原专做公开、合法的工作。随后，山西公开工委接办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发展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入会，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引者注）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等共同意见。北方局还派张友渔同中共中央派来的联络代表张经武赴绥远，会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支持并推动该部抗日。
此外，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423-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