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

    当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高涨起来，国内政局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这时，它除在南方继续“清剿”留在老根据地的红军外，还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1936年初，陕甘根据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有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主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北部有井岳秀师和高桂滋师；孙楚的四个旅（属晋绥军）也在黄河西岸地区“进剿”红军；黄河东岸有阎锡山晋绥军的主力，依黄河为屏障，修筑工事，防堵红军进入山西。

    这种新的形势，要求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尽快制定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前者作为中心任务。为此，红一方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①等省。

    为了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新组建的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和地方游击队留守陕甘根据地。

    这次东征是1936年2月20日开始的。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部队的防线，渡过黄河。3月31日，红二十八军也渡河参战。红军宣布，此次东征是为了实行各项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表示愿意停止一切内战，联合抗日。

    东征期间，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先后在山西西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会议（通称晋西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

    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5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及其海陆空军队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经过两个多月的东征，红军的力量有所扩大。红军在山西的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他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在陕甘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的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对策，仍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其余部队在南线和东线牵制和吸引蒋、阎军及陕北、渭北的国民党军队，巩固陕甘根据地，策应主力西征。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于1936年6月底从瓦窑堡移驻保安。

    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来又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攻占甘肃东部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和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一带，俘获人枪各2000余，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发展。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并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做积极准备。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当西方野战军西征取得重大战果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战胜千难万险，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到达甘肃南部。红军三大主力很快就要会师了。

    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坚持南下同中央分道扬镳后，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致电张国焘，命令他改变南下方针。但张国焘坚持错误。9月中旬，他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攻击中央北上的方针是“逃跑”，力主南下，并反对在左路军中坚决主张同中央一起北上的朱德和刘伯承。9月下旬，原左路军和右路军的一部分（包括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而已编入左路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在张国焘的指挥下重过草地，计划到粮食较多的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他以为中共中央率领不大的部队北上，已不成气候。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5日，他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同红四方面军中不赞成张国焘分裂行动的领导者一起，耐心地进行争取受迷惑的人员的工作。

    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9月中旬部队南下后，于10月、11月间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取得击溃川军六个旅的胜利，又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战役中取得歼灭川军1.5万余人的胜利，但自己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增调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率部不断西撤，越过大雪山，于4月上旬撤到主要是藏民居住的甘孜、炉霍地区。红军虽英勇奋战，但伤亡很大，到甘孜后只剩下4万余人，同南下前相比已减员过半。部队滞留在甘孜一带地区，给养极其困难。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这时，中共中央仍从陕北不断地把各方面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其继续北上。张国焘不能无视中央北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并打开中国革命的宽广前途的事实。红四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林育英），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红二、红六军团是在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的。这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非常严峻。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为争取主动，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月上中旬，进入黔东石阡、镇原、黄平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四面紧逼，部队又向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转移，并在毕节城内成立临时政权机关。2月底，夏曦在毕节七星关渡河时牺牲。3月下旬，部队到达盘县、亦资孔地区。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于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指令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编入），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途经阿坝、包座等地，越过雪山草地，于8月到达甘肃南部。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广大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已于8月提出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绥远，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9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此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同时，派聂荣臻、左权率领部队挺进到西兰公路以北，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6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于9月中旬连克甘肃省东南部的成县、康县、徽县、两当，10月迅速向北转移。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锋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中国革命的新任务而在西北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长征实现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它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提出异议。

    为了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革军委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而张国焘却命令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以东的第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战役计划未能落实。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西渡黄河的红军2.18万人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10月28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电示红军总部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强调“目前我们已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切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高（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数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7日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这时，河东的敌情仍很严重。11月中旬，中革军委根据胡宗南部第一军进攻的形势，接连下达指示，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并规定各部队首长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命令。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河东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部队陆续向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并于11月21日一举攻入山城堡，取得歼敌一个多旅的胜利。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除在西路军西进过程中给以指示外，当西路军处于困境时，还通过政治谈判等，尽一切努力争取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和追击。1937年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前往增援。援西军在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得知西路军业已失败，才没有继续前进。随后，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地区。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除讨论政治形势外，还深入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张国焘的错误已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的危害。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为革命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同张国焘的反党错误严格区分开来。会议号召全体红军在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以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对于张国焘本人，中共中央也尽力予以团结和争取。鉴于张国焘在4月6日写的《我的错误》的声明书中，表示以后绝对忠实于中央的路线，中央决定再一次给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他的问题在组织上没有作结论，并建议由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张国焘阳奉阴违，始终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终于在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当了国民党的特务。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这一决定得到全党的一致拥护。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巩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争取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注释】

    ①旧省名。1914年设绥远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4年撤销，辖地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395-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