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9月，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央的指示。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的游击战争。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290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转移。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很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瘦并不一样。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住敌军的进攻。到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贡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
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澈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总结了在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这时，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人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382-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