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怎样在国民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在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作出广泛的论述，从而把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

    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①。

    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②。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殖民地弱小民族里的国民革命，“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因为这种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③。

    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这就为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

    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主要是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党的四大认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是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④。五卅运动后，瞿秋白指出：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⑤；如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它很快便会与敌人妥协。他还指出：现在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此“弱小民族之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有计划的发展经济，以渐进于社会主义。他多次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⑥。瞿秋白充分强调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以及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是正确的。但他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否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是把非资本主义前途理解为马上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反资产阶级的任务。

    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在民主革命中，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党的一大认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二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三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有两面性。到党的四大，已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从而为共产党人对这个阶级的特性进行较深入剖析提供了客观条件。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作了出色的论述。他在文中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在革命斗争加紧时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许多共产党人不懂得，只要无产阶级牢牢地把握住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是能够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坚持参加革命的，但也要时常提防可能发生的事变会扰乱革命的阵线。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此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为党后来深入认识并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四大之前，党已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五卅运动后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痛苦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五卅运动使许多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政纲中列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会议强调党只有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李大钊在考察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后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⑦陈独秀强调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⑧

    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他于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说明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党的四大前，共产党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行过探讨。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途径还缺乏认识。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又一次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却充分表现出它的两面性。随后，国民党右派又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进攻。这些事实，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陈独秀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因而，“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⑨；而资产阶级“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⑩。刘少奇指出：“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11）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使罢工斗争遭受挫折，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12）。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共产党人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这种争夺不能局限在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邓中夏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他特别强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与巩固，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府“预为准备”（13）。周恩来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14）1926年7月，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反共的严峻形势下，党的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指出：“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些论述说明，在事实的教育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比过去有所深化，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进到如何在国民党内部取得政治指导的地位。

    武装斗争问题

    对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问题，这时党在认识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前，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民众运动，但自己却往往专做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以促进其分化，使一部分人倾向革命。1925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15）

    党也初步认识到武装工农的重要性。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共产党人看到工人纠察队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了武装工人阶级的问题，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

    关于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性，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人民已经以示威、抵制、罢工等方式进行斗争，“但是，从‘五四’、‘二七’、‘五卅’、‘三一八’和广州战争直到现在，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地昂然前进，运用这种种斗争方式，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瞿秋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草创的民间武装和民间的武装暴动，始终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编制和训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组成正式的革命军队。他说：“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这是党内早期专门论述武装斗争问题的文章，它不仅为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作了舆论鼓动，而且为后来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初步构成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分别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的，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注释】

    ①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②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③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④《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页。

    ⑤瞿秋白：《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号，1926年5月25日。

    ⑥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报社1925年版。

    ⑦守常：《土地与农民》，《政治生活》第62—67期，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

    ⑧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⑨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⑩独秀：《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向导》第126期，1925年8月18日。

    （11）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1926年5月5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2）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13）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14）周恩来：《政治报告——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1925年7月31日），《工人之路》特号第37期。

    （15）周恩来：《军队的性质和组织》（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153-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