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国的五卅风暴

    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约有新式产业工人20多万人。1924年下半年，曾一度低落的上海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以上海大学学生为骨干，深入到工人中开展工作，在沪西、沪东、浦东等区创办了七所工人夜校。9月1日，在邓中夏、项英等领导下，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到年底，已有19家中外纱厂秘密建立俱乐部，会员近1000人。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为五卅运动的兴起做了重要的准备。

    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先后参加罢工的有22家工厂的近4万名工人。日本资本家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被迫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承认了工会组织。4月间，青岛日资纱厂2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历时22天，在党组织的领导和上海等地工人的支援下取得胜利。

    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员林伟民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干事，刘少奇、邓培等当选为副委员长。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宣布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

    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议决，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多人，顾正红身中四弹，伤重身亡。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的愤怒，当天即举行罢工，以示抗议。这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及时提出指导斗争的方针、策略和口号，并进行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5月16日和19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第三十二号和第三十三号通告，指示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方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并筹募捐款，援助罢工工人，掀起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学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走上街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援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遭到租界巡捕拘禁。与此同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于6月2日召开纳税人会议，通过工部局此前提出的四项提案①；并且无视中国主权，越出租界筑路。这进一步激起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义愤。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等。陈独秀在会上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的成立，如此才能取得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上的初步胜利。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使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会议还决定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反对公共租界提出的压迫华人的四项提案，援助罢工工人。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主持。

    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分散到公共租界繁华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又有100多人先后被捕，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这更加激怒了广大群众，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早有戒备的租界英国巡捕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

    5月31日，租界当局在南京路实行戒严，但工人、学生冒雨继续上街散发传单，奔走呼号。中、小商人的组织——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积极主张罢市，而主要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则顾虑重重。当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代表在天后宫开会讨论是否罢市时，工人、学生等数千人赶到天后宫召开市民大会，登台演说者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坚决要求实行总罢市。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被迫在罢市的命令上签字。

    上海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6月1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余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当局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为加强对各阶层人民斗争的统一领导，6月1日晚，中共中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成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并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全国。6月4日，中共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以便及时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

    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共产国际发表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种种歪曲，号召属下的所有机关募捐支援中国罢工工人，还派遣代表来华参加运动。在莫斯科，有50万人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募捐。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持。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一面援助中国的工人团体，一面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抗议。英国工人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瞿秋白这样写道：“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②

    受到极大震动的帝国主义者，采取威胁和利诱的两面手法来对付处于反帝斗争高潮的中国人民。他们一面表示可以商量解决“工部局增设华董”、“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一面又以停止借款、汇兑和工业用电相威胁，甚至扬言要大规模出兵。

    中国的军阀在运动中很快显露出帝国主义帮凶的嘴脸。奉系军阀在上海、南京、天津、青岛、济南、奉天等地逮捕和杀害工人、学生领袖，殴打群众，封闭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6月22日，淞沪戒严司令宣布上海戒严，禁止民众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7月13日，戒严司令部封闭了三个主要工会，并会同租界当局查封和袭击了120个工会组织和工人俱乐部。9月18日，又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通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10月16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代替奉系军阀进占上海（租界除外），继续进行镇压活动。

    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初期对五卅运动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上海总罢市的实现，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使这次运动发展成为有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爱国联合行动。但民族资产阶级又是软弱和动摇的。运动一开始，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就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以第三者的“调停地位”自居，并修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交涉条件，删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使之成为“十三条”，以此进行交涉③。当“十三条”也被帝国主义者拒绝后，上海总商会继续妥协以至屈服，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它原来许诺开市后在经济上继续援助罢工工人，后来不但毁弃诺言，而且扣压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使罢工工人生活陷于绝境，以逼迫他们复工。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斗争在继续发展。青年学生仍然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和抵制英货、日货的活动。小工商业者也纷纷参加罢市、抗议等活动。上海总工会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核心，在它的领导下，工人坚持罢工斗争三个多月。8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斗争形势，决定改变斗争策略，要求工人有组织地上工。各厂工人在争得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后，于8月下旬至9月下旬陆续复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年年初党的四大召开时共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增加到3000人，年底更达到1万人，比五卅运动前增加了10倍。上海在五卅运动前共有支部15个，党员220人；据10月1日的统计，已有支部68个，党员963人。随着运动向全国推进，党组织派出了许多党员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在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的安庆和芜湖、福建的福州和厦门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的锻炼，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五卅运动使党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这就是：无产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中坚。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当他们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携手”；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时，“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④。

    省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由于在广东已存在革命政府和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省港大罢工比其他地区的运动有着更加有利的条件，声势更大，坚持的时间也更长，成为大革命高潮时期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斗争。

    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6月上旬，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⑤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派李森（李启汉）、刘尔崧、冯菊坡、施卜、林伟民、陈延年组成“党团”，到广州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挥机构。6月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和广州市内各洋行工人宣布总罢工。到6月底，省港两地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罢工一开始就声明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要求，并向港英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劳动立法等六项条件，因而具有鲜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性质。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先后约有20万人返回广东各地。

    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密集的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惨重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有50余人被打死，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同时封锁出海口。

    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选举苏兆征、李森等13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苏兆征任委员长，下设财政、纠察、法制、审计等多个办事机构；邓中夏为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罢工的一切事宜。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实际上担负起一部分政权组织的任务。

    在罢工斗争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尽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它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联合香港、广州的其他工会，组成2000多人的纠察队，团结广东沿海广大农民群众，对香港实行封锁。香港被封锁后，进出口商品总额减少一半，经济生活陷入困境。罢工委员会又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准其直来广州”，用以拆散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反对省港大罢工的联合战线。从此，除英国外的各国商船直接来广州的日益增多。国民党领导人和广东的工商业者对罢工工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1万元，并在物资上给予罢工工人不少帮助。

    1926年10月，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尽快结束罢工的建议，宣布结束罢工，并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在全国人民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省港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四项提案及其内容是：“增订印刷附律案”，规定一切印刷品须向工部局登记方准出版，否则处以罚款。“交易所注册案”，规定中外商人开办交易所须向工部局缴款。“增加码头捐案”，规定向华人所抽的码头捐由3％增加到5％。“取缔童工法案”，规定四年内禁用10岁以下童工，这一规定是工部局为应付当时要求保护童工的舆论而作出的。

    ②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③“十七条”交涉条件包括四项先决条件和十三项正式条件。四项先决条件是：（一）宣布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被占据之各学校原状。十三项正式条件是：（一）惩凶；（二）赔偿；（三）道歉；（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优待工人；（七）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九）制止越界筑路；（十）收回会审公廨；（十一）解决工部局投票权案；（十二）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上海总商会删去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条件。

    ④《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⑤1925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成立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就近指导广东工作。该委员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和鲍罗廷五人组成。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12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