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曾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但含义不清，目标也不甚明确。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出“国民革命”口号，并赋予它新的含义。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一文，其中写道：“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后来，他在同刊发表的《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一文中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1923年5月，蔡和森对国民革命的内容作了进一步说明：“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①国民革命的口号，在大革命浪潮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

    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加入后，仍保持团的独立性，同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

    为了进一步研究贯彻党的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目前党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政治上，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在组织上，努力扩大国民党，“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今沈阳），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会议强调：“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

    同国民党相比，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的政党。尽管大多数党员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共产党通过上述办法，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1923年，南方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后，滇、桂联军多次击退叛军陈炯明、沈鸿英部的进攻，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这样，在广东初步形成一个高举国民革命旗帜的根据地，并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初步巩固，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成为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阵地。

    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对其进行改组。1923年10月，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②到达广州。此后，国民党的改组进入实质性阶段。鲍罗廷同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共同商议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决定力促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由于中共中央在三大后又移往上海，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鲍罗廷和广东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在鲍罗廷的具体指导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多次发表演说，总结中国革命一再失败的教训，反复强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孙中山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又聘为政治顾问）。他说：请鲍罗廷做国民党的教练员，是为了“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③。他还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从1923年11月到1924年1月，各地共产党人，如北京的李大钊，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欧洲，旅欧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80多人于1923年6月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新选举的评议部有半数成员是共产党人；执行部内大部分重要部门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职务，如周恩来为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郭隆真为妇女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这个支部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并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通告还要求各地党组织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党、团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时的统一行动方针。

    与此同时，为了促使国民党彻底改变依靠军阀、脱离群众的倾向，陈独秀、蔡和森等一批共产党人多次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改组国民党工作中的作用，认为“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国民党的整个工作中，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加入国民党的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最近几个月，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了”④。

    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⑤。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任共产党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这个草案是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起草的，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并经过孙中山同意。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的重要原则，“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所谓“节制资本”，就是要将“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等等⑥。

    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包含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后人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⑦。

    是否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广州代表方瑞麟主张在章程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声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想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有所贡献，是经孙中山允许的光明正大的行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即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章程和纪律，如有违反，理应受到惩罚；国民党既许共产党员参加，就不必疑猜防制，这种疑猜防制是国民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是不可不扫除的。对于李大钊的声明，国民党人汪精卫、廖仲恺等相继发言表示支持，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也表示赞同。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

    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国民党右派在口头上对此不能不表示赞成，但并不愿意执行。是否真正执行大会的宣言，实际上成为后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核心问题。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接着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党部。在中央党部各部门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秘书杨匏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注释】

    ①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②鲍罗廷（1884—1951），苏联人，俄文原名М.М.Бородин。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10月到达广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国。

    ③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548页。

    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192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⑤《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⑥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1—593页。

⑦国民党始终称“联共”为“容共”，即容纳共产党之意。“三大政策”是共产党人后来概括的。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11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