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湖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进行经济建设，争时间、抢速度，尽力弥补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努力提高工农业生产速度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到1978年，湖南国民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与发展，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平均递增速度都在10％以上。但在发展的同时，全省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日益暴露出来。国民经济内部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农业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不高，内部结构不合理j产值低；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轻工业发展缓慢；能源供需矛盾突出，由于缺煤少电，常年有1／3的工业企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益差；积累与消费比例不当；劳动就业问题突出，全省需要安置的下乡回城知识青年和城镇待业人员达70多万人，几乎涉及每一个城镇家庭。这些矛盾严重阻碍着湖南经济的发展。
根据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湖南省委5月召开全省工作会议，决定用1979年至1981年3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主要是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同时，搞好现有企业的整顿，并解决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
会后，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组织100多个调查组，省直部门和全省各地、州、市也纷纷组织调查组，下乡进厂调查研究。毛致用等领导人亲自到湘西、湘南、湘北调查研究，帮助地、市、县开展工作。经过全面调研，省委决定主要从加快农业发展，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加快轻工业发展；加快住宅和文教卫生用房建设，逐步解决人民生活方面的长期欠账问题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湖南的国民经济调整。
加快农业发展方面，调整农副产品统派购政策，指导农民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走农、工、副综合发展的道路，同时开始冲破“左”的束缚，对农村集市贸易政策进行大的调整。1979年至1981年的3年，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全省支农资金和支农贷款额累计28.58亿元，专项增拨41万多吨粮食和2.7亿多元资金用于发展多种经营，建立各种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商品生产基地。在省委、省政府积极领导下，虽然这3年全省连续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受害面积达5732万亩，但农业总产值和粮、猪、鱼产量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多种经营发展速度加快，也方便了人民生活，带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方面，一是轻工业的发展开始在工业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1979年至1981年，全省用于轻工业的建设投资共6.76亿元，与同期重工业建设投资相比，占1／4以上。为腾出更多的煤炭、电力发展轻纺工业，全省先后关闭43个小钢铁厂和一批消耗高、质量差、长期亏损的重工业企业。同时，重工业部门转变服务方向，为优先发展消费品生产提供技术装备。军工企业也开始生产轻工产品。经过调整，全省轻工业迅速发展。湘潭纺织印染厂年产3000万米涤棉布印染工程投产，使全省的纺织与印染能力基本协调起来。益阳苎麻纺织印染厂投产后，使全省只能出口苎麻原料的状况初步得到改变。1981年，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9.7％上升到46.8％。二是重工业中增加了对能源工业和运输邮电建设的投资额。1979年至1981年累计投资达14.62亿元。东江水电站和马迹塘水电站加快建设速度，动工多年的涟邵煤矿桥头河二井和白沙煤厂肥江井建成投产，衡阳至株洲间输电线路也投入使用。到1981年，全省发电量达122.36亿千瓦时，产煤2409万吨，运输邮电业总产值11.11亿元。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是经济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农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不断降低极副产品统购基数，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和1980年，湖南两次大幅度提高粮、油、棉、猪等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允许猪肉、家禽、鲜蛋等农副产品自由上市销售，并提高此类副食品及相关制品的销售价格。到1981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241.71元，比1978年增加99.71元，其中农副产品提价一项就增加53元。农民人均消费水平3年内增加65元，比1978年提高33.8％。在城市，加快住宅和文教卫生用房建设，3年中投入及竣工面积规模都是湖南解放以来所没有的；着手解决长期积累的就业问题，3年中，全省新增职工63.1万人，平均每个职工工资、奖金增加162元；保持主要农副产品零售价不变，并给每个职工每年发放60元的副食品补贴，经营部门由财政提供补贴；1979年和1980年两年数次提高煤炭、钢材、水泥等产品价格，并提高铁路、水运的运价和部分烟、酒的价格，降低机械、汽车、电子产品等制成品的价格，部分服务项目价格初步放开。这一系列调价措施收到较好效果，使城镇居民人平消费水平达497元，提高29％。此外，3年内全省共增拨各种抚恤金、救济费、劳保福利费达5.23亿元，增长87.3％。
通过积极有效的调整措施，国民收入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1981年，全省消费总额比1978年增加47.3亿元，增长35.9％。消费率由原来的70.4％扩大到79.1％，积累率由原来的29.6％缩小到20.9％。国民经济在这三年中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1981年同1978年相比，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0.5％，平均每年递增6.4％。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湖南的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农村改革先行先试，企业改革尝试探索，对外开放打开渠道。
1978年以后，安徽、四川等省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这些经验的启迪和鼓舞下，湖南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开始自发进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田土全部包产到户、旱土包到户、分出一部分口粮田到户等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纷纷涌现。1979年3月，湘乡县月山公社羚羊大队藁叶冲生产队队长龚尧义，瞒着公社、大队，把全队分成4个组，有兄弟组、父子组等，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超产全部归己。当年生产队粮食增产9241公斤，历史上第一次交清国家的征购粮。到1980年，全队粮食总产比上年又增产一成四。全省暗地里分组分队的逐渐多起来，据当时统计，仅邵阳地区未经批准自发分组的队就有2944个，搞旱土全包到户或按人头分到户的有8889个生产队，占全区队数的25.7％，大田包到户的有55个生产队。
经过两年的实践，农民普遍认为：“有责任制比没有责任制好，联产责任制比不联产责任制好，联产到劳、到户比联产到组好。”特别是大包干这种形式，农民最为欢迎。“除去上交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既计算简便，又责权利明确。
1980年5月，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给予充分肯定。9月下旬，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研究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座谈会对承包责任制给予高度评价。会后，中央下发《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75号文件。在中央文件精神的引导和外地榜样的带动鼓舞下，全省各地干部群众从自身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创造和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多数队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少数队实行包工包产，联产计酬。经过实践，责任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据调查，1980年平江县思村、大坪，华容县明山和岳阳县的乌江等4个公社，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51个队中有42个因灾减产，仅有9个队平产或略微增产。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另外12个队同样受灾，却队队增产，且增产幅度超过历史最高年份。
1981年1月底，毛致用和万达到中央汇报工作，总书记胡耀邦问湖南省委领导人敢不敢包产到户。省委领导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深受启发，并在3月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达成共识：实行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责任制，把责任和报酬联系起来，是与当前农村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
1981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在湖南桃源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考察农村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5月12日，他就湖南调查情况，在《湖南日报》发表《责任制给广大农村带来了蓬勃生机》一文。与此同时，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第二书记万达分别考察华容县、沅江县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总结、肯定他们的经验。10月，省委在华容、沅江两县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村工作重点要放在完善、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上。会后，全省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在“不堵不塞，群众选择”的条件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广大农民群众欢欣鼓舞，欢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称这是“自土地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生产大解放”。1982年1月，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2年下半年，全省51.5万个生产队中，包干到户的占90.18％，包产到户的占2.75％，其余队到冬天也大都实行“双包”责任制。到1983年年底，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队总数的99.8％。
农村改革的进行，使生产关系逐渐与生产力实际水平相适应，全省农业开始摆脱长期低速发展的困境。1981年至1984年，全省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6.7％，为前23年平均递增速度的2.79倍。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5.3％，为前23年的1.89倍，特别是1983年，全省粮食生产达到创历史最高纪录265.39亿公斤。责任制的推行，还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
在进行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起步，逐渐摸索和积累经验。
1979年10月，省委、省政府决定首先在涟源钢铁厂、株洲冶炼厂等60个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改变过去按工资总额、标准工资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办法，实行利润留成；增加发展生产基金，把企业的经济利益、经济效果和经济责任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结合起来。试点工作当年便取得明显成效。1980年10月，扩权试点扩大到全省193个工业企业，试点的大部分企业实现增产增收。1980年湘潭钢铁厂3号平炉建成投产，60万吨规模的配套基本完成，实现工业总产值3亿元，上交利税4269万元，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
为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待业人员的就业等问题，省委、省政府积极支持发展个体、集体经济。1980年6月，省政府发出《关于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规定》，随后作出恢复、发展城镇集体商业服务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服务业，加快城镇商业服务网点建设等7项决定。各地、州、市、县相应采取贯彻执行的措施。全省个体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到1982年，登记发照的个体工商户有9.6万多人。1984年10月，省政府在长沙召开了全省个体劳动者首届代表大会，成立了湖南省个体劳动者协会。到1988年年底，全省全体工商户达到32万户，私营企业178家。
随着改革的推进，湖南的对外开放也获得发展。1981年中央逐步下放外贸管理权限后，湖南对外经贸逐步转向全面自营。省际经济联合、横向经济联合加强，实行多形式、多渠道的协作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他强调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正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通过三年比较全面的拨乱反正，湖南各级党组织逐步端正了指导思想，认识高度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来，为开始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思想保证。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使经济内部的各项比例关系逐步得到理顺、协调，为以后全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和宽松环境。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170-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