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创造了前提。中共湖南省委坚决拥护中央的重大决策，领导全省人民对“四人帮”的路线及其罪行进行揭露批判，从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开始部分的拨乱反正。

    从1976年10月下旬起，《湖南日报》转载和发表一系列揭批“四人帮”的文章。12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将揭批“四人帮”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首先，组织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批判活动，从1976年冬至1977年春，全省有2000多万人参加。其次，1976年10月成立以省委主要领导人为首的省委清查专案组，随后各单位、各地（州、市）、县委清查机构相继成立、彻底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省委抽调1600多名干部分赴清查任务重的长沙市和邵阳地区推动“揭、批、查”工作。11月1日，省委决定对省总工会帮派骨干分子唐忠富隔离审查。1982年5月起，司法机关对唐忠富等人提起公诉，并依法判处8～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湖南的清理清查工作，基本查清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湖南的罪行及与其有牵连的人和事，从组织上摧毁了散布全省的帮派体系，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人员，对于伸张正义和法纪，纯洁党和干部队伍，稳定全省的政治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6月，中共中央免去华国锋兼任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免去张平化的省委第二书记，任命毛致用为省委第一书记。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湖南代表44人，毛致用、张平化、万达、张立宪、刘春樵当选为中央委员，卜谷香、柳志强、谭文贞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990名，代表全省170多万党员。毛致用代表第三届省委作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反对和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南的帮派势力的斗争经验，讨论制订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四届委员会。19日举行的省委四届一次会议选举毛致用为省委第一书记，万达、张立宪、孙国治、刘夫生、赵处琪、王治国、董志文为省委书记。在第四届省委任期内，先后增补周里、焦林义、熊清泉、刘正为省委书记处书记。

    1977年11月起，结合开展“一批两打三整顿”斗争，省委领导全省各级党组织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在实践中贯彻落实。

    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唯生产力论”，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发展经济。1977年上半年，湖南相继召开规模很大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财贸学大庆大寨”会议。1976年以后，湖南组织进行了电力、煤炭、钢铁、农机、化肥生产建设5个“大会战”。经过不懈努力，全省农业基础有了较大加强，工业落后状况有了一定改变。到1980年，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发展到800.8万马力，比1970年增长5.58倍；全省实现工业产值176亿元，比1970年增长1.9倍。虽然“十年建成工业省”和“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经过实践证明都是急于求成心态下提出的过高的脱离实际的口号，但通过其艰难实践，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促进了湖南经济建设的发展。省委和各级党委还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并用科技推动生产力的发展。1977年11月，制定下发了《1978—1985年湖南科技发展规划》。1978年5月，省直属机关党委与省科委决定，在省直机关干部中举办科学技术讲座。同年11月，全省科学大会隆重召开，2200多名代表出席，大会表彰奖励了一批先进工作者和科技成果，传达了全国科技大会的精神，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会上号召向科学进军。

    推翻“两个估计”，匡正教育工作指导思想。1977年，根据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录取大学新生11000多人。1978年3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和办好一批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包括湘潭大学、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长沙工学院（后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1978年一6月，召开全省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对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开展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拨乱反正。恢复演出得到毛泽东肯定的湘剧《园丁之歌》和陶铸等中央领导人肯定的花鼓戏《补锅》、《打铜锣》等优秀戏剧电影。1977年11月27日，省文化局、《湖南日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专题揭批“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用事实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文艺界不是所谓“黑线专政”。当年，湖南出版了作家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古华的《芙蓉镇》，这两部小说后来同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对公安政法战线“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的拨乱反正。1978年11月，省人民检察院恢复组建。公安、法院的机构、编制、人员也逐渐恢复，开始正常工作。

    与此同时，各个实际工作层面也开始了初步的拨乱反正工作。

    为调整经济政策，省委对过去一些正确的政策进行重申和必要的完善，同时废止一些“左”的和过时的政策，特别是关系几千万农民利益的农村政策。在劳动管理方面，多数农村生产队推行“两个基本”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实行大队干部定额补贴，建立必要的奖励制度和生产责任制；在厂矿企业和商业方面，按劳分配、老工人和老劳模及技术人员的政策得以落实，到1978年6月，湖南有270多个单位进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和计件工资的试点。1978年3月23日，省委修订印发《省革委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当时农村中某些“左”的做法，在政策上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制止“左”的倾向起到了重大作用。

    湖南率先开展为农民减负工作，并创造了典型经验。1978年6月23日，中央转发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湘乡经验一定要落实》、《落实湘乡经验要上下一齐动》3篇社论，强调只要各级党委真正像湘乡县委那样，清除妨碍农民大干社会主义的一切消极因素，让几亿农民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发出来，我国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大有希望的。湘乡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湖南省委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各地积极响应，湘潭、岳阳、常德等地区取消一批收费项目，清理出应退赔给农民的资金达1200万元，受到农民欢迎。

    湖南鼓励各地逐步放开集市贸易。邵东县在上面还没有公开为集贸市场正名的情况下，根据当地的传统和群众的愿望，部分开放县城和几个地方的市场，对搞活经济起到明显的作用。1978年5月，人民日报记者到邵东调查，写出《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邵东集市贸易调查》，肯定集市贸易的积极作用。9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调查组到邵东调查，进一步认定集市贸易有利于促进农副业生产、活跃经济、方便人民生活，绝不是“资本主义势力的滋生地”，建议改变限制集市贸易的政策，并在四川大足召开的全国工商局长会议上推广邵东的经验。湖南自此逐渐放开对集市贸易的政策。

    开始部分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改正错划右派和平反部分冤假错案。强调要深入批判“四人帮”打击知识分子的种种谬论，在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解决好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问题，做到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要切实解决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的问题，尽量使之专业对口、人尽其才。要抓紧恢复技术职称，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要从优秀的科技人员、教师中继续晋升一批教授、研究员、工程师、主治医师，选拔一批人才到技术领导岗位上来。对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要大力表彰，确有贡献的要给予奖励。对过去受审查的知识分子需要做出结论而未结论的，包括已经去世的，都要做出结论，搞错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根据这一精神，省革委会于1978年恢复职称评定，晋升一批知识分子的职称，并在各方面工作中重视和大量启用知识分子，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当时从中央到省委继续沿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是华国锋工作多年的地方。在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影响下，湖南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徘徊局面。省四次党代会把不可能达到的“十年建成工业省”继续作为行动口号大力推行，经济工作指导上急躁冒进，加剧了全省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湖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急切地期待着能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讨论前沿，踊跃参与。《湖南日报》于5月20日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涟源地区、株洲市、华容县等地一些基层党组织和湘潭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进行了学习讨论。10月，《湖南日报》多次报道基层单位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消息。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1978年12月6日和26日，省委在省直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和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中，两次明确表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为湖南工作逐步摆脱被动局面、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159-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