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天下大乱”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但林彪却在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陈伯达串通，暴露了篡党夺权、野心。毛泽东、党中央立即部署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巡视南方到长沙，在湘召集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谈话，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揭露批评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叛逃事件，在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领导下，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将批判林彪罪行同清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结合起来，使各方面工作出现转机。湖南省委按照中央部署，联系实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和批判极左思潮，通过采取部分纠“左”的措施，推动全省国民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发展。1972年5月，省委提出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对过去受处分的干部进行复查，对全省副教授、工程师以上的知识分子逐一考查，解放和重新安排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据统计，全省下放农村、厂矿和“五七”干校的近8万名干部有90％分配了工作；原省管干部解放了91.8％，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的为83.8％。同年，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科研机构和文艺团体逐步恢复并开展工作。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上演《枫树湾》等优秀剧目。考古工作者在长沙东郊马王堆发现2100多年前的西汉古墓群，出土罕见的保存完好的女尸和3000多件精美珍贵的随葬物品，被誉为“20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期间，党政机关、公检法系统、工青妇群众团体，相继恢复建制，开展正常活动。1973年3月，因华国锋已调中央工作（仍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负责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卜占亚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调离湖南，中共中央决定调山西省委书记张平化回湖南任省委书记，主持省委日常工作。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湖南出席会议的代表39人，华国锋、张平化、唐忠富当选为中央委员，卜谷香、刘春樵、杨大易、黄炳秀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的十大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和九大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在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造反起家的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此后，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继续蔓延。特别是1974年1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引发新的政治动乱。湖南一批帮派骨干分子追随“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阴谋夺取湖南的党政权力。由于省委错误地总结推广长沙汽车电器厂、长沙港务局所谓“批林批孔”经验，开展对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等的错误批判，在全省引起严重后果。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借机发难，把矛头直指省委、省革委及驻省部队，叫嚣“踢开党委闹革命”，大肆揪斗领导干部。1971年以来通过纠“左”趋向好转势头的国民经济再次受到破坏，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滑坡，1974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只完成计划的83.66％，83种主要产品产量有71种没有完成计划，财政收入仅完成年计划的57.2％。
“批林批孔”再次引起全国大动乱，为毛泽东始料不及。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攻击周恩来等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权力，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74年10月13日至1975年2月3日，80岁高龄并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回家乡湖南休养。期间，他严肃批评“四人帮”，重用邓小平，指导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试图把国家引向“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正常轨道。
12月23日，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及国务院人事安排情况，他们就四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及组成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成员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2月24日、25日、26日和27日，毛泽东连续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针对江青、王洪文等人的宗派活动，他严厉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责令王洪文写出检讨。毛泽东以其特殊地位，支持周恩来、邓小平，批评“四人帮”，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人事安排，为后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还决定一些事关全局和根本问题的大政方针，即确定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导原则。为时8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心力交瘁，他认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当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外宾来长沙，向他汇报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后，他对经济状况不佳深表忧虑，指示李先念“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在长沙会见外宾、与周恩来谈话时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示，周恩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传达，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公布部分内容。理论问题、“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被作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在全国贯彻执行，其中第二项和第三项指示对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工作岗位上，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当时病重的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面对即将崩溃的中国经济状况，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李先念等的配合下，大刀阔斧地领导全面整顿工作，提出了摆脱动乱、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
3月上旬，湖南省委召开三届七次会议，对整顿工作作出部署。3月26日，省委召开几十万工交战线干部职工收听的全省电话广播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动员开展整顿。
湖南的整顿工作以铁路运输为起点而展开。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是铁道部直属大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由于领导班子派性严重，搞“窝里斗”，导致人心涣散、纪律松弛，难以正常生产，连续16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欠产损失6000余万元。1975年5月初，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到该厂，召开全厂万人大会，宣传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开展“整班批派”工作，整顿领导班子，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田心机车车辆厂各方面发生深刻变化。5月份实现16个月来第一次提前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电力机车、电机制造创造历史最好水平，蒸汽机车修理也超过当时生产能力水平，一个“老大难”单位跻身全国铁路系统先进行列。
湖南省委决定立即在全省推广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开展整顿取得的成功经验。5月7日和6月5日，省委两次召开全省电话广播大会介绍田心经验。7月21日，《人民日报》作了“学理论、抓路线、顾大局、讲团结——株洲田心机车厂面貌一新”的报道。8月上旬，省委召开工业书记会议，进一步推广田心经验。8月29日，《湖南日报》发表“学习田心经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社论。省委对田心经验大力宣传，推动以经济为中心的全面整顿进入高潮。在整顿各地市和厂矿企业领导班子的基础上，省委和省直机关领导班子也进行整顿，举办200人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学习班，张平化在报告中指出：搞整顿一定要敢字当头，不能怕，不能“雨过地皮湿”。他还表示，对于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由省委承担责任，由他承担责任，并且欢迎大家的批评。
从推广株洲田心机车厂的经验开始，经过批派性、整顿领导班子，全省形势逐步好转，生产有了较大幅度回升，出现了全面复苏的局面。文教科技战线的整顿也取得了成效。省革委会教育组发文，要求从1964年“四清”运动起，到1975年10月10日间，被错误处理的教师均应恢复工作。全省一大批蒙冤受难的教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一批大学相继恢复办学或扩招，湘潭大学、湖南林学院和衡阳医学院在当年内恢复。全省体育、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均出现向好情况。
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推动国民经济从1974年的谷底开始恢复上升。当年湖南工业总产值达到107亿元，比上年增长31％；在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31种比上年增产。
1975年11月，中央部署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湖南省委随即响应，而“四人帮”帮派骨干则乘机全面否定整顿工作，密谋策划向省委再次夺权，湖南通过全面整顿出现的好势头又遭到严重破坏。全面整顿虽然被迫停止，但通过全面整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辨别能力得到提高，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危害有了深刻体会，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日益强烈，从而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150-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