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清洗混进党政军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这场由文化领域批判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它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全国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运动突如其来，湖南省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缺乏思想准备，虽然不很理解，但都表示拥护和响应。运动首先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领域展开。从5月起，全省大中学校陆续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7日，根据中央精神，省委通知各级党政机关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进入中等以上学校和文化团体、新闻出版单位，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16日，省委在韶山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同时，错误批准《湖南日报》点名批判湖南师范学院教师林增平、马积高、羊春秋，称他们是湖南的“三家村”。会议期间，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接见参加会议的省委常委和湘潭地委、湘潭县委负责人，询问湖南的形势，对各方面表示满意。并风趣地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三级干部会议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省迅猛开展起来。据当时长沙、株洲、衡阳、湘潭、郴州等地统计，被揭发批斗的“重点对象”达3000余人，包括一大批知名教师、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科学工作者。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支持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8月22日，湖南省委成立以省委书记处书记万达为组长的“中共湖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组”，负责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
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全省“文化大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8月19日，湖南大学学生到长沙市委机关大院张贴标语，“宣传文化大革命”，市委调动工人赤卫队维持秩序，相互间发生冲突，引发“八一九”事件。省委被迫承认“八一九”事件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严重错误，并报经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批准，改组中共长沙市委，罢免几位市委领导的职务。但是，长沙市部分高等院校和厂矿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连续举行“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要求改组湖南省委，罢免王延春、万达、章伯森，甚至提出“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省委由“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领导者、组织者，变为主要冲击对象，陷入了被动境地。
“八一九”事件后，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全省几十万大中学校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贴大字报，采取过火行动，特别是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使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大洗劫。始建于五代的长沙开福寺和始建于西晋的麓山寺被迫关闭。在著名风景区和佛教中心南岳，僧尼被逐，自唐宋以来修建的十几座寺庙中，大量佛像、菩萨、罗汉被毁，珍藏的经书被烧，珍贵的佛事设施如香炉、钟、罄等被砸。
在湖南局势失控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免去王延春代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便沿用过去“反右派”和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将前段揭发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喊出炮打各级司令部的人，当做运动对象，在全省部署抓“右派”、抓“黑鬼”。这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相悖。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要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湖南省委“反击右派”的做法被全盘否定，张平化被迫以个人名义郑重声明，承认抓“黑鬼”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湖南省委公开承认前段犯了路线错误。全省各地迅速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踢开党委闹革命”大动乱步步升级，无政府主义思潮更加泛滥。11月中旬，省委机关遭到群众组织数千人冲击，工作秩序和国家财产受到严重破坏，在全省产生连锁反应，省、地、市、县委及各单位的主要领导成为各派群众组织争夺揪斗的对象，省委实际上失去了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与控制。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后，省内造反派闻风而动，“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风暴席卷湖南。各级党政组织被夺权，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湖南省委和省人委瘫痪，全省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被打乱，除军队系统外，省内党组织、共青团组织陆续停止组织活动。由于夺权，全省造反派组织迅速分裂成互不相让的两大派。
在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湖南省军区根据中央决定，从2月份开始，奉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使上半年局势稍有缓解。但从6月份起，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插手，江青鼓吹“文攻武卫”口号，长沙、湘潭、株洲、常德、衡阳、邵阳、零陵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全省陷入“全面内战”，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瘫痪，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
湖南不断恶化的局势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8月10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宣布改组湖南省军区，由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为首负责解决湖南问题。经中央批准，9月5日，由第四十七军军长黎原任组长、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等任副组长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负责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解放军部队奉命到各地收缴武器，制止武斗，采取措施恢复生产和交通，安排城乡人民生活。
9月17日，毛泽东巡视各地途中来到湖南，听取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湖南“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后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大派要相互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犯错误的干部检讨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分，不要侮辱，不要打，不要斗那么厉害，干部大多数是好的，要团结，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他还表示：“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现在已是第二年了，应当是看成果的时候了。今后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的讲话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但对夺权带来的一些严重问题表示反对、要求纠正的倾向性意见，对缓和矛盾、恢复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全省出现按行业、系统实行大联合，自行解散群众组织的形势。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从即日起，接管原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一切党、政、财、文权力。省革委会下设政治工作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和人民保卫组4个大组，大组下面又设15个小组，以此取代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和各部、委、厅、局全部机构。随后，各地市、县和人民公社也成立相应的革委会机构。全省司法、公安系统一律实行军管。省革委会的成立，结束了全省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夺权”斗争。
省革委会成立后，按照当时的部署，主要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等统称“斗、批、改”运动，以彻底否定“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1969年7月，省革委会制定全省斗批改规划，提出省、市两级重点抓好城市、工矿和思想文艺战线以及部分大中学校，‘县、公社两级重点抓好农村。此后，“斗、批、改”运动在全省全面铺开。通过持续不断的“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创办“五七”干校和下放干部，进行“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带来了深重灾难。在林彪提出所谓深挖湖南“三条黑线”之后，大批与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黄克诚有工作领导关系的湖南党政军干部和追随程潜、陈明仁起义的民主人士，以及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原湖南地下党组织有关人员，遭到打击迫害。
随着“斗、批、改”运动的展开，陷入瘫痪状态的全省各级党组织也在整党建党工作基础上逐步得到恢复。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湖南出席会议的代表有36名，其中华国锋、唐忠富当选为中央委员，刘春樵、黎原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70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黎原任组长。5月，由华国锋任代理组长。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920人，代表全省101.9万名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卜占亚任省委书记，杨大易任省委副书记。中共湖南省委重新恢复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工作。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141-145
